在我国传统理论中,当事人陈述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形式,其功能是作为一种独立证据证明案件事实,但在立法上对当事人陈述规定相当粗略,缺乏可操作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人们普遍认为,当事人与事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其所陈述不可靠,加之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与当事人的主张、辩解以及主观情感的表达在诉讼中无法分离,因而,当事人陈述作为独立证据实际上名存实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证技术的广泛运用,人们的认识手段日益客观可靠,对人证的依赖性(尤其是对“口供”的依赖性)日益减弱,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成为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沉沦的催化剂。同时民主的进一步完善,对人的尊重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由主体性发展到主体间性,主体的话语沟通成为生活常态,民主发展为作为证据的当事人陈述的消退提出了人文要求。而我国民事证据规则的出台,又为作为独立证据当事人陈述的隐退提供了现实可能性。故作为独立证据形式的当事人陈述的消退具有必然性,但对其否定,并不是否定当事人陈述在诉讼证明活动中的作用,反而是为充分释放当事人陈述在诉讼中应有功能而作准备。　　为破题而破题是没有意义的,为立题而破题才是破题的使命。否定当事人陈述作为独立证据形式,是因为当事人是程序主体,其陈述是其在诉讼程序中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对案件情况的描述,诉讼主张、辩解等,是其在诉讼中的语言行为或者说是其在诉讼中的言语性的诉讼行为。从性质上讲,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的言语表现,是言论自由在诉讼空间下的具体体现,既是权利,又是义务,当事人陈述是诉讼语境下的当事人的合理交往行为,是当事人常态的诉讼行为、民事诉讼中最普遍的诉讼现象。当事人陈述具有特定性、广泛性和矛盾性等特征。　　否定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形式,而将当事人陈述扩展为言语行为和常态诉讼行为,其背后必须要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否则系异想天开。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注重主体间性、言语性和程序性,这与诉讼有诸多暗合之处,将哈贝马斯的合理交往行为理论引入到民事诉讼理论中,依此对民事诉讼一些基本理论,特别是当事人陈述与诉讼的合法性、诉讼模式的合理化的关系的反思,寻找到了重构当事人陈述的理论家园,找准了当事人陈述回家的路,进而论证现代民事诉讼是在交往理性下的事实与规范的言语整合,当事人陈述是这种整合的基础。申言之,其一,诉讼活动是一种主体间的交往活动。主体间性在诉讼中表现为当事人的主体间性与诉讼主体间性,这种由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真正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其二,诉讼是一种言语行为。若将普遍语用学引入诉讼中,建立诉讼语用学,注重诉讼主体的言语,尤其是当事人的陈述,将极大地保障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性,增强诉讼结果的可接受性。司法的言语性,解决了司法权威的真正源泉,这也是诉讼的合法性之所在。其三,当事人陈述是民事诉讼这种言语活动的基础。　　当事人陈述的功能问题是讨论当事人陈述这种局部活动对于整个民事诉讼的贡献,即当事人陈述在民事诉讼中的积极功能问题。发掘、释放当事人陈述的应有功能,将为后续的当事人陈述制度化建设作良好辅垫。哈贝马斯交的普遍语用学认为语言具有表现、表达和调节的功能,而诉讼是一种语言行为,当事人陈述是诉讼语言行为最基本的表现,因此当事人陈述自然具有语言的三大基本功能,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种在民事诉讼语境中的语言行为,其功能会特色化,具体表现为表明案情、催化心证和调控的功能,这或许是对当事人陈述的功能的比较深刻、恰当的认识。　　欲使认识更加全面些,对当事人陈述的研究除了上述较为宏观的角度探讨之外,还需从一种微观的角度进行分析,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类型化就是微观分析的具体表现。在总结吸收其他学者关于当事人陈述的分类法的基础上,从当事人陈述的内容是否有利于已,以及陈述者的主观因素积极与否,将当事人陈述分为积极陈述、消极陈述。积极陈述是指当事人为了追求有利于自己的诉讼结果而进行利己性陈述,具体包括主张、辩解等。消极陈述是指非积极追求诉讼结果的陈述,具体有自认等承认性陈述、不知陈述和沉默。这种类型化分析,对当事人陈述的内容会有较全面、系统的认识,有利于当事人陈述的制度化设计。　　我国当事人陈述制度化是法治现代化之所需,对当事人陈述的恰当归位、语境设计、功能释放以及当事人陈述内容的类型化都为制度化作了充分铺垫,在具体制度化设计中,理念上应将为权利而斗争转变为为权利而沟通,遵循真实、正当,真诚三大原则的指导,确立当事人真实陈述义务,引入听取当事人陈述制度,建立以自认为核心、认诺、权利自认为配套内容的承认制度,正确定位法官的角色,明确法官释明义务,完善释明制度,健全心证公开制度。这种制度化,即具有现代性,又体现了中国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