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是经济发展必然存在的痼疾。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转型经济体，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经济增长和腐败频现的双高现象是学界一直探讨的“腐败悖论”。自2013年来，中国逐步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实现软着陆的过程中伴随着新一届党中央的反腐败建设和廉政计划。制度转型意味着单纯腐败效应的研究其适用性大不如前，而十八大中央巡视不仅是一项具备中国特色的巡视制度，且可以视为政府在全国范围的一项准自然实验。作为中央反腐建设的重要一环，如何评价反腐败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来看对企业绩效究竟是利或弊，是否存在黑箱影响机制？诸如此类问题比探讨腐败的两面性有更大的研究价值和实践意义，也是本文的核心贡献所在。本文基于IBV制度理论，以201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引入超额招待费和研发强度的中介变量，构建了中央巡视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模型。实证指出制度环境变量会影响企业战略决策，超额招待费部分中介效应显著但研发强度表现为遮掩效应，反腐败通过抑制企业外部寻租行为、转向增强内部研发创新，优化经营质量从而提高财务绩效。本研究证明了中央廉政反腐建设卓有成效，初步探索了反腐效应的“黑箱”机制并提供了基于中国国情的异质性新证据。随着中国经济转型步伐的加快以及政治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央反腐与“简政放权”齐头并进，政府将充分扮演引导市场资源配置的“看不见的手”的角色。十八大中央巡视作为新一届领导班子反腐政策的重要一环，从长期来看有助于推动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的渐进式跨越，营造健康的政企关系和营商环境，鼓励企业研发创新，逐步实现由粗放式的“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经济结构调整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