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增长,转型与发展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来一直面临着的挑战。这其中涉及到了新制度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一对概念——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但是笔者所关注的,却是引起制度变迁同时产生经济绩效的因素。我们常说,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那么,创新从何而来?创新的主体又是什么?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诺斯对此的解释是,人口与资源压力引起生产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并产生了制度变迁的需求,制度创新来自于统治者而不是选民。但是如果纵观世界各主要国家所经历的制度变迁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在很多发达国家,人口早已进入低增长或零增长的状态,但与此同时,制度变迁却并未由此稍停。另外,如果说制度创新来自于统治者而不是选民的话,就难以对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改革作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创新是我国农民的杰作而非是政府的刻意安排。因此,拓宽制度创新的主体对于丰富制度变迁理论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尝试。这也是本文将人力资本引入制度变迁的缘起。人力资本在经济学中是一个含义很宽的范畴,本文中笔者就人力资本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及能力将人力资本划分为同质型人力资本与异质型人力资本。具有创新精神及能力的即为异质型人力资本,反之则是同质型人力资本。吸收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本文认为广义的企业家即为一种异质型人力资本。企业家又分为经济企业家与制度企业家,经济企业家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与制度企业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相结合会引发制度变迁和经济增长。社会成员有能力通过自发的制度创新来捕捉潜在的获利机会,只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不进行干预。如果政府试图获得先动优势,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占有这些机会,就可能伤害自发的制度创新本身。因此,政府所作出的可信承诺是非常重要的,即完善的立法是人力资本创新的强有力保障。只有当制度(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的制度创新行为不会受到来自外界的阻碍,不用担心政府政策的朝令夕改,制度创新才能顺利地进行。 正因为如此,笔者试图将可信承诺结合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进行研究。宪政可以被视为可信承诺,它使得制度安排处于一种相互制衡的状态,人力资本才能没有干扰地寻找外部利润从而进行制度创新,人力资本的制度创新造就了制度变迁以及经济增长。为证明这一假说,笔者以美国、中国和俄罗斯这三个世界主要国家所经历的制度变迁为案例,并在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本文所持的观点,最后得出研究结论以及对中国深化改革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章为导论,包括本文研究的内容及理论创新、研<WP=5>究的背景与选题的意义、本文的结构等。第二章是对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既有研究的概括与评价,作者在这一章对和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相关的理论和文献作了详细的考察。第三章为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作者在这一章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分析框架。第四章把美国作为一个成功的案例来研究,从其现代化进程看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的相互作用。第五章试图从中国与俄罗斯经济转轨前后的比较来分析人力资本作用于制度变迁的机制。第六章则是从中国的农村改革历程看人力资本与制度变迁的相互作用。第七章是作者通过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及由此引申的政策建议,即控制同质型人力资本的积累、加速异质型人力资本的形成和以人力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增长,达到制度变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