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是开放经济中最重要的价格之一，影响着一国的投资、贸易、价格水平和经济增长等宏观经济变量。不同汇率制度安排下的汇率水平和汇率波动是不同的，从而带来宏观经济绩效的差异。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国际资本的加速自由流动，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正逐渐融入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国家（地区），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汇率制度选择的重要性愈加凸显。　　那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一国选择何种汇率制度呢？20世纪50年代至今，关于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浩如烟海。已有的理论研究包括了最适货币区理论(Optimal Currency Area，OCA)、Mundell-Fleming-Dornbusch模型(M-F-D范式)、两极论(Bipolar View)和汇率制度选择的政治学理论等，所涉及的解释变量包括了经济、金融和政治制度等因素。但是，现有的解释并没有注意并重视到发展中国家（地区）及新兴市场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这一特征已被很多的研究所证实(Lewis，1954; Meghnad，1970;Sen，1976; Takagi，1978)，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社会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么，作为一国重要经济制度安排之一的汇率制度，是否也会受到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呢？　　本文试图通过研究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二元经济结构中汇率制度选择的典型事实，对上述问题作出初步探讨，旨在为我国经济转型中的汇率制度改革提供跨国经验证据的参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新兴市场经济体，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比较显著，其转化也相对迟缓（高帆，2005）。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的攻坚阶段，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人民币国际化等都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也必将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归纳、提炼了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二元经济结构影响其汇率制度选择的典型事实。首先，我们利用数据和文献，通过观察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现实中汇率制度选择和二元经济结构的现象，总结出零散事实，进而推测二元经济结构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可能影响。这些现象和事实包括:(1)从汇率制度的选择来看，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比同时期的发达国家更容易选择相对缺乏弹性的汇率制度，且其固定汇率制度的持续时间较发达国家更长并且难以退出既定的汇率制度安排。(2)从汇率制度的演变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中选择钉住汇率制度安排的国家数量占比总体呈下降趋势。(3)从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来看，以同时期的发达国家为参照，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表现出强烈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4)从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变来看，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总体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基于上述现象和事实观察，本文提炼出对典型事实的猜想是: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二元经济结构会影响其汇率制度选择，且二元经济结构程度越高，一国越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度。　　其次，本文对归纳的典型事实进行了定量分析。我们以90个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1980-2010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RR汇率制度实际分类方法，利用面板二值选择Logit模型的随机效应估计，对二元经济结构是否影响汇率制度选择进行了跨国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衡量二元经济结构的三个代理变量（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错位幅度）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置信水平下统计显著。在给定的样本均值处，二元对比系数和错位幅度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即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增强），一国选择固定汇率制度的概率将分别提高7.20％和44.20％;二元反差系数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即二元经济结构强度增强），一国选择固定汇率制度的概率将提高50.30％。另外，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我们还考虑了不同的二元经济结构衡量指标、不同的固定汇率制度划分标准、不同的汇率制度分类方法、不同的面板数据估计模型和估计方法、不同的细分样本和在模型中纳入“国际金融危机”这一虚拟变量等多种情形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本文的结论基本上是稳健的。　　最后，我们尝试着定性分析上述典型化事实,对二元经济结构影响汇率制度选择可能的影响机制和传导渠道进行了猜想。但限于所学知识水平，我们不能提出很好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解释框架。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我们猜想了经常账户和实际汇率这两个可能的传导渠道:二元经济结构会影响一国的经常账户余额和实际汇率波动，而后两者均会影响一国的汇率制度选择。　　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汇率制度选择的一个典型事实是:二元经济结构会影响其汇率制度选择。在控制了其他影响汇率制度选择的经济、金融、政治变量之后，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二元经济结构强度越强，该国越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度。(2)贸易开放度较高的小国经济体更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度，这一结论符合最适货币区理论(OCA)的预测，且与多数经验研究的结论也基本一致（Calderón和Schmidt-Hebbel，2008; Levy-Yeyati等，2010）。(3)经济发展程度和货币错配（负债美元化）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方向与理论研究显著相反。本文的研究发现，一国经济发展程度越高，货币错配程度越低，该国越倾向于选择固定汇率制度。对于后者，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货币错配（负债美元化）更多地是用于解释许多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实际的汇率制度运行中表现出的“言”“行”不一致的“害怕浮动”现象，从严格意义上讲，货币错配的被解释变量应该是“害怕浮动”而非汇率制度选择。(4)对于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通货膨胀程度与选择固定汇率制度之间是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这些经济体可能不会通过引入固定汇率制度这一名义锚来降低通货膨胀水平。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本身公信力缺失较发达国家更为严重。(5)民主程度对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选择固定汇率制度的影响显著为负，即一国的民主程度越高，一国越倾向于选择非固定的汇率制度。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测及经验研究是基本一致的(Bernhard和Leblang,1999; Broz和Frieden,2001; Berdiev等，2012)。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拓展了汇率制度选择领域的研究视角，将二元经济结构纳入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范畴。通过对文献的回顾我们发现，已有的关于解释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汇率制度选择的研究并没有注意并重视到这些经济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强烈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本文在现象观察和定量分析基础上归纳总结出的典型事实说明这一特征对这些经济体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可能非常重要。这也是本文的研究宗旨和最可能的创新之处。　　本文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在定性分析二元经济结构影响汇率制度选择这一典型事实上，虽然我们猜想了经常账户和实际汇率这两个可能的传导渠道，但限于所学知识水平，我们不能予以严格证明，也没有提出更好的理论分析方法和解释框架，这是本文的一个缺陷。(2)由于本文定量分析的样本期跨度比较长，研究对象设定为发展中国家（地区）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因此存在数据缺失和不完整的情况。加之，为了更精确地测度二元经济结构强度，我们采用了二元对比系数、二元反差系数、错位幅度等代理变量，在样本本身数据缺失的情况下，用多种经济数据计算出的这些指标的缺失程度更加严重。这对本文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