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几千年的文学历史，我们很容易会发现，人们对待文学的态度始终存在着一种宗教化的心理敬畏和神学崇拜。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先决条件，才有今天的“文学神圣”的认识。 实际上，人类的宗教化的崇拜文化究其本质，都是一种工具崇拜。即人对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某种“工具”的崇拜。这种工具崇拜表现在宗教上就是造物主崇拜，表现在世俗生活里，就是技艺崇拜。因此，所谓文学神性的高扬和失落，实际上也是基于人类对文学作为技艺的崇拜。笔者认定这种技艺崇拜不属于宗教神学的东西，然而它却无疑是属于社会“神学”的范畴。 在我们以往的文学理论中，是不会提及“神性”或“神学”概念的，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文学事实是：在文学活动中，神性或者对文学的神性崇拜却是无所不在的。例如在对“崇高”、“优美”等美学范畴进行使用时，这些概念实际上涵盖的是人类对于难以把握的无限进行把握时所呈现出的有限性，因此，“神性”无法不同人类面对无限时的感受相关联。就人类社会生活而言，文学也是一种“生存技艺”，从这一角度观照文学，掌握和运用语言文字同掌握运用物质工具并没有什么不同。文学的操作可以理解为一种技艺的磨练，在这个前提下，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交流工具，考察文学发展的历史，文学载体的工具性必然影响到文学本身，从上古文字到古典时期的文章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工具特征是无法从文学中剥离出去的，在诸多文论中，文学工具论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势力就是最突出的例证。任何事物的价值显现都有他的一整套运行机制。自从文字出现那天起，它便是一种为人类所操纵的工具性存在，掌握了文字便拥有了世界。随之而来的书面文学正是利用文字的工具性这一特点，以文字为载体，运用更富于技艺性的手段，显示出愈加明显的神性特征。不论是文字神性也好，文学神学也好，二者内部都蕴涵着一脉相承的东西，即工具性。最初我们看到的，便是文字掌握在具有神异色彩的仓颉手中，竟然具有呼风唤<WP=35>雨，震惊鬼神的奇效，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字神圣性背后的有用性和工具性。而根据古代埃及的考古资料，掌握书写技术的书吏们在帝国的阶级中享有相当优厚的待遇，就如同旧中国的读书人对科举之路的痴心崇拜一样，这无非是为了功名利禄。我们不难从中勾勒出工具性——神圣性之间的逻辑关系，掌握书写技术能够带来种种好处，而这种好处直接构成了文字神圣论的基础。对书写技能的掌握则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稀缺性又导致了神秘性，由是我们不难看出文字的神圣和工具性、稀缺性密不可分。换句话说，工具性和稀缺性直接导致了文字神圣论的诞生。当文字成熟到一定程度之后就逐渐产生了我们一般所言的“文学”系统，这个系统是在历史之中逐渐形成的，并且相应的形成了一整套记录和评价系统，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通过这一整套拣选和评价系统，作品被赋予高低不同的价值，获得褒贬不一的评价。一部分被奉为经典，一部分被贬为垃圾，由此高雅——低俗、神圣——凡庸的对立开始形成。其中有两点可以作为文学神圣论的保障，一是传统教育，通过一整套详尽规范的教育体制，人类在进入这个学习系统的时候就被告知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如是种种，代代相传。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教育本身是稀缺的，稀缺必然导致信息交流的不对称，这对文学神圣秩序的建立无疑是有利的。另一点是作品的稀缺性，在前文学时代，从刻写在龟甲竹木上的文字，到印刷机上的文学产品，相对于人类总人口的庞大，文学资源是稀缺的，根据价值规律，产品稀缺必然导致价格抬高，在社会领域中，这种“价格抬高”在实际生活里就转换为文化崇拜。反映在文学上就是文学神圣的认知和文学崇拜的诞生。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电子拟真技术水平的提高，由此而导致了文学神性的消解。当代社会，电子拟真技术已经成为一种创世力量，是人类为自己找到的新的上帝。电子拟真技术结束了文学创作的贵族垄断。这是一个人人皆可为“作者”的时代，又是一个作家“矮化”的时代。一个世纪以来，随着工业文明的巨大进步，传媒方式的进化，使我们的文学艺术了发生全新的变化。使得传统艺术中那种神秘和神圣的意味逐渐丧失，从而使文学从贵族走向了大众。 <WP=36>同时，电子拟真技术的出现，让我们拥有了一个庞大的数字化信息超市，作品供给绝对过剩，在这一个购物中心里，一切根据金钱，技术水平，艺术价值……所确立的高低差异也都淡化了。文学作品也作为被购买，被选择的对象，一切以是否符合消费者的需求为标准。失去了先前的那种神圣性。“后文学时代”的新文学景观正在逐渐摊开，文学开始“泛化”，文学就像一个幽灵，潜伏在各种新兴的媒体中，文学的面目模糊了起来，原先神性的文学逐渐隐入学院之中，自言自语，丧失了原有的影响力，由此而彰显出的是强大的传媒性文学和膨胀的民间文学，新时代的文学秩序正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