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环境问题建构论为理论视角,考察了垃圾分类的环境主张如何在垃圾焚烧风险之后被重现打捞,并被媒体和环保NGO共同建构的过程,进而分析二者如何展开对垃圾分类环境主张的建构。垃圾分类的环境主张是在技术争议的风险语语境下得以“再出场”的,其关键在于“垃圾围城”的潜在风险与焚烧技术的现实威胁实现了垃圾的“问题化”,该如何应对“垃圾围城”困境成为社会公众所必须关注的问题。在焚烧争议之后,媒体和环保NGO携手打捞起沉寂的垃圾分类环境主张,并展开主张表达。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两大传播主体的话语文本展开分析,分析其在垃圾分类环境主张的社会化建构中如何进行话语建构与共识生产。面对“垃圾围城”的环境风险,政府所主张的垃圾焚烧方案因技术的不确定性风险引发争议,公众借助于焚烧所产生的物质二噁英实现了风险确认,垃圾分类作为解决“垃圾围城”的替代性方案在焦点事件中得以“再出场”,走入公共场域中引发广泛关注。面对焚烧争议,一方面,媒体吸纳民间话语放大垃圾分类的环境主张,呼吁政府“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将垃圾分类作为应对“垃圾围城”的长久之道。媒体基于自身的合法性地位,通过责任归因和治理监督,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垃圾分类话语的“制度化”和“结构化”,并推动其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但随着焚烧议题脱敏与社会关注焦点转移,媒体垃圾分类环境主张的倡导话语逐步萎缩;另一方面,在焚烧争议之后聚焦垃圾治理的环保NGO也在酝酿生成中。环保NGO通过培育零废弃环保观念、组建话语联盟进行政策倡导以及开展仪式动员等策略倡导垃圾分类。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的调整和生态文明建设地位的提升,环保NGO的绿色话语实现了从草根性到专业性的蜕变。同时,其话语也不断“嵌入”主流话语中,其环境治理理性建设者角色不断凸显。十年间,媒体与环保NGO共同编织了垃圾分类主张的表达网络,二者呈现出“责任归因于政府”和“制度设计是关键”的环境主张建构协同性。同时,环保NGO还提供了零废弃的环保价值观供给和基层治理经验的知识供给,形成对垃圾分类主张建构的有效补充。但研究发现,在垃圾分类主张建构中媒体的主张表达中缺乏有效的环保价值观培育,未来应当着力构建生态价值共同体。并加强媒体与环保NGO的联合,以“制度归因”为着力点共同推动垃圾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此外,环保NGO的话语主张也有待突破环保圈层“回音壁”实现大范围扩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