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信访制度本来应当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但是从信访制度运行的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信访制度不仅没能很好的解决问题，而且还生出了很多问题，使得信访制度异化到崩溃的边缘。上访老户“缠访”、“闹访”，就是信访制度危机的典型表现，那么上访老户“缠访”、“闹访”的实际状况是怎样的呢？上访老户与信访制度以及其他核心政制的关联是什么呢？上访老户存在的政治基础又是什么呢？只有对这些问题有较清晰的认识，才可能在理论上对信访制度乃至整个政治法律制度有正确的认识，从而为信访制度的改革乃至整个政治法律制度的改革提供依据。　　信访制度在宪法框架下处于辅助政制的范畴，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一直具有重要地位，对核心政制效能的不足起到弥补作用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对核心政制起到部分替代作用，并与核心政制发生“零和博弈”，这难免会对核心政制产生负面作用。加之，信访制度本身的缺陷，致使信访制度在运行中问题频发，处于困境之中。　　在侯玉宝这个普通农民十多年的上访历程中，我们看到了信访制度在基层的实际运行情况。一方面基层政府解决不了上访者在上访中反映的所有问题，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处于上访者和上级机关之中而备受压力。信访制度在运行中不仅不能遏制信访者不可欲的过分要求，反而是上访老户的重要诱发因素。现阶段的信访制度，可以说是带病运行，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仅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反而生出很多问题，对核心政制的权威和地位产生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同时也威胁到信访制度自身存在的正当性，使信访制度处于崩溃的边缘。　　侯玉宝个案似乎已经成为过去，但接下来的中国信访制度该怎么走下去？必须改革。怎么改？首先必须明确问题出在哪。从上访老户现象入手，以宪法制度框架下相对区分核心政制和辅助政制的角度分析，可以发现，支撑上访老户存在的政治基础有两方面：一是核心政制正义推进功能不足，信访制度对核心政制发挥弥补作用。二是信访制度自身的缺陷。　　社会制度应该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对正义的需要而设计的，输出正义的制度才能够使制度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和服从，进而获得存在的正当性。从制度的正义推进功能的角度，我们看到了侯玉宝上访背后发挥作用的信访制度，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我国核心政制的不足。法治进程下的中国，信访制度弊端的革除应当与核心政制的改革相伴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