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促进人口均衡发展,我国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但政策实施效果却并未达预期。2016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为12.95‰,相较于2015年仅提高了0.88‰。在短暂回暖后,201 7-2018年我国人口出生率连续下降,其中2018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仅为10.48‰,成为我国自1949年以来出生率最低值。为探究“全面二孩”政策遇冷原因,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开展了全国性生育意愿调查,结果表明有74.5%的被调查者表示自己不愿意生二胎是由于生育孩子的经济负担过重。可见生育成本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生育意愿的首要因素。因此,科学测算生育成本、准确认识生育成本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对我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完善以及生育配套政策的改革具有重大理论及现实意义。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选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生育成本测算及影响因素分析进行实证研究。首先,本文利用汇总测算法测算出我国家庭生育一个孩子所需经济成本的一般水平。之后,基于等价尺度基本原理将各胎次孩子的生育成本剥离开来,分别测算我国一胎、二胎、三胎生育成本。最后,在明确我国生育成本基本情况的基础上,选用多层线性模型（HLM）,综合分析宏观社会因素与微观家庭因素对家庭生育成本的影响,以期为人口生育政策的完善及生育配套政策的改革提供参考。经研究发现,2010-2018年我国家庭生育成本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8年我国家庭生育成本的中位数为26765元,与2010年相比名义增长153%,实际增长127.6%,增长幅度较大。进一步分析各类支出数据发现,食品依旧是我国家庭生产及抚育孩子过程中最主要的支出项目,约占家庭生育成本总额的30%-40%。随着家庭对素质教育愈发重视,食品支出占比逐渐下降,教育支出占比逐年上升,教育已成为生育成本中仅次于食品的第二大支出项目。在明确我国家庭生育成本一般水平后,本文进一步探究不同胎次孩子生育成本之间是否具有差异。基于等价尺度法的测算结果表明,2018年我国一胎、二胎、三胎生育成本等价尺度分别为1.624、1.443和1.353,家庭生育一个孩子的经济成本会随生育胎次的升高而降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家庭生育成本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宏、微观因素均会影响家庭生育成本。其中,家庭收入水平是影响生育成本最重要的微观家庭因素,高收入家庭往往拥有更高的生育成本。此外,父母对孩子的期望与关心、父亲职业声望、父母最高学历对生育成本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年龄、不同性别孩子的生育成本不具有显著差异。宏观社会因素中,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对生育成本的影响最大,高房价地区家庭生育成本显著高于低房价地区。而且房价的升高会削弱家庭收入对生育成本的正向影响。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是影响生育成本的第二大宏观因素。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有助于生育成本的降低,同时也会削弱母亲受教育程度对生育成本的正向影响。除此之外,地区医疗资源丰富度以及生育保险覆盖率均对家庭生育成本具有显著影响。基于此,建议国家可通过提高生育保险覆盖率、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等措施减轻生育为我国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进而改变我国低生育率现状。本文的主要贡献为以下三方面:第一,本文将等价尺度理论应用于生育成本测算领域,将各胎次生育成本剥离开分析,分别测算出一胎、二胎及三胎生育成本等价尺度,丰富了相关研究结论。第二,不同于已有文献中仅选用单一层面因素进行影响因素研究,本文选用多层线性模型,在传统微观家庭因素的基础上引入宏观社会因素,综合分析宏微观因素对生育成本的影响,实现影响因素的分层化、定量化研究。第三,区别于以往研究使用的地区性调查数据,本文选用代表性较高的全国范围调查数据,有助于扩大结论适用范围、增强结论对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生育配套政策改革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