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8年以前,部落是裕固族重要的社会组织。无论是和平时期的游牧区域安排、邻里纠纷调解、税赋安排与收取,还是冲突、战争期间的兵源组织、后勤补给、战斗指挥均依赖部落组织来完成。同时,由于游牧生产的延续,裕固族部落中保留了历史上一些北方民族中古老而显赫的氏族,承载了许多历史记忆和族群互动的关键线索。1958年以后的公社、大队、乡、村等国家结构的嵌入基本上是以原来的部落为基础,使得裕固族部落从集政治、军事、社会为一体的实在的组织演变成为一个文化的共同体,一种心理认同的单元。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频繁,裕固族部落的记忆逐渐模糊,血缘认同逐渐向地域认同转变,而伴随这一转变一同消失的还有裕固族在长期的游牧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内部文化多样性。与此同时,又表现出依托部落强烈的文化恢复与重构的热情与努力。鄂金尼部落是裕固族部落中长期被当做“藏化”严重的部落,“藏化”与部落形成的历史紧密相关,清初西北民族格局的改变、清政府《青海善后十三条》及相关政策实施引起大头目部落活动中心北移与康隆寺的修建、本民族人口减少与周边强邻崛起是鄂金尼部落分立的主要诱因,中央王朝的政策变动致使鄂金尼部落成为裕固族各部落中的“文化边区”。鄂金尼分立、迁移到如今的共同体认同表明裕固族传统的部落的内生逻辑是自下而上的游牧生产,其上层结构变动之后,基础结构仍然可以维持其基本结构。鄂金尼部落在衣食住行方面为“文化边区”所形塑的特点一方面依存于其生计方式,自然环境影响突出。另一方面又打上了族群互动、政治运动、现代技术、符号化的民族文化建构等的烙印,,是外源性文化变迁。物的鄂金尼变迁最为频繁,作为边界也是变动最为迅速的,但由于物的可塑性又成为表达“传统”的符号而被不断重构。鄂金尼部落的语言中,保留了较多蒙古语族语言古老的语音和词汇,同时,藏语在鄂金尼部落的兼用也一度达到了近乎替代裕固语的程度。鄂金尼部落的文化边区地位既是语音保留古老特征的原因,也是其语言借用、替代的原因。边区的鄂金尼人试图以语言为边界时,与裕固族其他地区出现了差异,而藏语的兼用又使鄂金尼与藏族的认同模糊。作为受藏文化影响最深的部落,裕固族最早的寺院建在鄂金尼,民众家中普遍设有佛龛或者佛堂,逢节煨桑诵经,许多老人坚持每日诵经,体现出较其他部落更为浓厚的藏传佛教信仰。在鄂金尼的鄂博祭祀中,出现了在藏区普遍存在的有阶序的山神概念,表现出典型文化传播特点。鄂金尼部落的婚姻形式在1958年前后有重大转折,之前曾以传统游牧社会约定俗成的多元的较为松散的婚姻形式为主,现代国家话语和法律秩序强制下转变为一夫一妻形式。家庭居住模式也经历了由数代同堂的扩大家庭向三口之家的核心家庭的转变。节庆与人生礼仪为视点,发现鄂金尼部落传统节日中恢复与变迁并存、外来节日呈边缘化传播的特点。鄂金尼部落的剃头礼、传统婚礼、传统葬礼在经历了1958年的变局之后,表现出恢复传统与个性化、创造性并举的特点。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到在部落组织消失以后,部落的服饰、语言、宗教信仰、仪式、节庆等仍然在相当长的时段内成为鄂金尼人表达边界的有形载体,在变动中延续了一个文化的人群。部落作为有形的政治组织已经终结,但部落内生的逻辑仍然存在于民众的生产生活中。作为相对于裕固族核心地区和藏文化核心地区之间的亚文化区,文化边区理论是解释鄂金尼部落文化特异性的钥匙。但不仅如此,正是诸文化之间的挣扎维系了这个曾经衰落的群体,鄂金尼部落的社会文化变迁是北方民族形成、历史、文化和族群互动的缩影,其存与续是裕固族乃至人口较少民族文化变迁的缩影。鄂金尼部落的社会文化变迁,呈现出政治力量主导之下的其他因素综合作用的过程。外源性变迁中,鄂金尼部落中心到边缘的地位转换、文化上古老与变迁的交替、特征的趋同与趋异的并存,甚至出现文化认同的“我”—“他”之间的摇摆。但仍然可以看到其调适当中显性的和隐形的选择。在变换不定中鄂金尼人始终在寻求一种自我认同的边界,而这恰恰是缘于其边区位置,频繁的族际接触和交往迫使其寻求族群认同和文化认同。直至今天,它仍然是裕固族地区“自居特色”的组成部分。“传统”虽然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在鄂金尼的变迁过程中,它却是一种心理结构,隐藏在每个个体心中,在外力统一的模式中有选择地,隐秘地起伏着。鄂金尼的在接连的外力推动下有形的文化变动不居,但作为一种心理结构的“鄂金尼”始终在维系着这个边缘群体,给予每一个个体“我是谁”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