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司法机关对正当防卫的认定不仅存在消极的倾向,而且在具体认定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不法侵害正在进行以及防卫过当等问题的过程中,也引发了学者的批判。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具有全方位、多层次的内涵,不仅包括采取非暴力方式实施的不法侵害,还包括侵犯人身自由和财产等权益的不法侵害,例如于欢案中的非法拘禁行为构成正当防卫意义上的不法侵害。为防止权利的滥用,紧迫性在正当防卫的认定中是必要的,将暴力性等同于紧迫性是对紧迫性机械、片面的理解。对不法侵害正在进行的判断不能受制于不法侵害的外在表现形式,而是应当把握其实质的判断标准,以被害人合法权益面临遭受侵害的紧迫危险作为不法侵害开始时间的判断标准,以紧迫危险的排除作为不法侵害结束时间的判断标准,在此基础上,于海明案中当刘某受伤跑向宝马车时不法侵害并没有结束,不能对于海明的正当防卫行为进行割裂评价。防卫过当是行为过当与结果过当的统一,针对当前司法实践中“重结果、轻行为”的错误,建议应当提高对行为过当的重视程度,以必需说来判断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