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在现代社会的法律实践推理活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它成为了人们在日常活动中表达自我正当要求的语言形式以及在诉讼与仲裁活动中提出要求并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支持的根据。另一方面,权利支配着当代对何种行动是容许的以及哪些制度是正义的理解,接受一套权利就是赞同一种对自由与权威的分配,因此也是支持一种关于可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以及不得做什么的特定观点。显而易见,权利所具有的这种重要性早已被社会各方所认识,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改变,各种利益群体为了使自己的利益诉求得以更好地保护,纷纷用权利的语言形式将自身地要求包装起来,在一些学者的助力下营造出了一场新兴权利研究的“盛筵”。然而,许多学者发现在这一盛筵之下,潜伏着权利泛化的重大危机。在新兴权利的探讨中,学者们有意无意地忽略对“什么是权利”这一前置性问题的研究,径直主张各方应着眼于立法或司法的环节,运用修辞或者商谈的方法将权利的语言形式精心包装于自身的诉求之上。在新兴权利研究中忽视对“什么是权利”问题的探讨,其悖论性后果必然会使得法作为理性的制度化这一观念的式微,使得权利的论证性力量和正当性愈来愈弱,直至消失。因为在什么都可以成为权利的情形下,权利本身反而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最终必定会导致权利沦为一种单纯的符号而失去其理性的光辉。故而,新兴权利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什么是权利”这一问题有充分认识的前提之下。本文的讨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权利的性质,第二部分讨论权利的价值根基。第一部分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来考察和研究权利的性质:权利的形式结构、权利的功能与权利在法律实践推理中的力量。因此,本文的第一部分致力于研究霍菲尔德所建构的权利分析框架,并运用其框架来弄清楚人们在法律实践活动中所频繁使用的权利一词,究竟意指哪些事物。第二部分则基于探讨权利究竟保护何种关切来概述权利的功能,本章通过检视旨在确认上述关切的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即权利的选择论和利益论）并运用哲学分析的方法,最终得出权利的功能在于促进权利拥有者的利益而非给予权利主体以支配力。第三部分研究了权利在法律实践推理中的特殊力量,通过对两种主要的权利地位理论的考察,我们得出了权利在实践推理中具有一种独特的规范力量,具体表现为权利所提供的行动理由是一种排他性理由,这种理由优先于其他种类（如道德、宗教、习惯等）的行动理由。不过,权利对背景性道德理由的排除主要还是实践推理意义上的排除,并不意味着在重要性上权利理由就一定优先于背景性道德理由。权利的此种优先性最终还依赖于一个实质性价值承诺。对此,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权利价值根基解释——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契约说和以斯特劳斯为代表的理性说。因此,本文的第四部分通过对上述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进行考察和评析,最终得出了构成权利之基础的善在概念上优先于权利并决定了权利的范围与强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