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闪蝶尤金妮娅》是安东尼娅·苏珊·拜厄特中篇小说集《天使与昆虫》中的一篇。拜厄特自称不信任也不属于任何理论学派。在《大闪蝶尤金妮娅》中拜厄特的立场依旧较为模糊。已有学者指出,拜厄特的这部作品并不是为了颠覆和解构维多利亚社会。本文从新历史主义视角,进一步探究她不表明立场的原因并讨论她在文本中如何表达这种模糊的立场。新历史主义者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中的文学。《大闪蝶尤金妮娅》诞生于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创作热潮中,但拜厄特不愿意落入一般历史书写的窠臼。一方面,她选择重构充满不确定性的历史;另一方面,她十分警惕带有作家“自觉意识”的历史书写。拜厄特通过建造一个丰富的维多利亚社会以及减少分析性的言语使小说的解读具有开放性。《大闪蝶尤金妮娅》是西方后现代文化语境下生成的历史书写,但我们从文本中可以看出拜厄特不愿意同其他后现代主义者一样将维多利亚社会肢解,所以她采用科学和宗教语言齐头并用的方式,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完整的社会画面。此外,在回应其他达尔文主义小说的创作理念时,通过将人与昆虫类比的手法她把人类和昆虫并置的同时又将二者区分,这是她全新的叙事手法。十九世纪的达尔文主义小说强调事物发展的必然性,二十世纪的达尔文主义小说则关注事物发展的偶然性,拜厄特笔下的维多利亚人生活在一个偶然性与必然性并存的世界。在新历史主义框架中,统治性和颠覆性力量的相互作用总是处于动态平衡。所有颠覆性力量终将受到抑制。通过同时揭示两者,拜厄特并没有对这些权力话语表达出明确的态度。女性象征肉体和男性象征精神的话语、殖民话语、保守的性话语、父权制话语以阶级性话语在小说中都受到了颠覆,但这些颠覆性的力量又都受到了抑制。拜厄特描写了被边缘化的人物,却没有赋予他们权力。读者可以在布莱德利庄园的权力运作中发现过去对现在的启示:脑力工作使男性获得独立和自主,婚姻和生育威胁女性的独立;权力间相互作用表明任何种族的优越性都不是绝对的;随处都有令人惊讶的事物,因为冲突是这个世界的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