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具有疗治心灵创伤的效用,沈从文的一生遭受了无数创伤事件,文学治疗在他的创作中扮演着内在动力源的角色,那么他对于不同的创伤是如何展开自我疏解的呢?这个疏解的过程影响到文本的内涵与审美上又形成怎样的独特风景?围绕这些问题,本文按照不同的创伤体验分三章展开论述:第一章围绕苗民族历史造成的文化创痛,探究沈从文如何通过文学创作疗治民族创伤。在这一过程中,他对于民族、家国的认知有何特别之处,复杂的民族身份带出什么样的国家想象。沈从文的苗族身份和对苗文化的认同令其对苗族悲剧性的历史产生同情,幼年亲眼目睹清政府对于苗民的屠杀又将民族苦难的记忆刻在他幼小的心上,祖母因苗族身份而被迫远嫁的家族悲剧更强化了沈从文的民族创伤体验。在沈从文的湘西文本中,对于民族的书写,用心在塑造其美丽形象,却又流露出他对苗民族生活状态的担忧——在他的意识层面,他试图疗治的是整个民族的创伤,因此他试图用赞美的姿态来遮掩他内心的担忧,给苗民族一点自信,同时也求得自己内心的平静。他渴望用文学去重建湘西苗民族的生活图景,书写他们的节庆、宗教、生活习俗等等带有民族独特记忆的文化内容,为这没有文字的民族梳理、留存他们的生活记忆,为民族身份的确立寻求更坚实的历史依托,为创伤中的民族重建信心和自我认同。第二章围绕战争与死亡造成的创伤记忆,探究沈从文如何为了逃避死亡的恐惧在文学创作中对于死亡进行一反常态的游戏化书写,如何借着对于悲剧的叙述疏解内心的痛苦,他回忆和理解战争与死亡的方式又具有怎样的独特价值。沈从文的人生经历了众多战争和死亡,幼年亲见清政府屠杀苗民,在他心里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可怖记忆。少年从军,士兵生涯更是与死亡做伴,残杀场景难计其数。自己多次死里逃生,亲人好友猝然离去,一切都令他深感生命之脆弱,死亡之恐惧。恐惧带出逃避的心理,于是他书写死亡,像记叙一场游戏。长期的恐惧造成长期的压抑,压抑需要宣泄,文学正是宣泄之法。这影响到文学创作中便是文本浓厚的悲剧意蕴,如他早期创作中自卑、自伤人物形象的塑造,众多文本的悲剧设置等等。第三章围绕初恋受挫,四十年代后期时代变化中形成的政治压力和中年情感危机等当时一度耗尽沈从文内在心理资源的创伤及近创伤经历,探究情感、舆论和道德造成的创伤、困惑与其文学创作的关联。初恋受骗伤害了沈从文脆弱的自尊;新政权的忽视给他造成的恐慌比直接的压迫更甚,引动陈年创伤的恐惧;中年感情“发炎”,放纵人性本来与社会家庭道德相冲突,虽最终回归道德,但是他仍然困惑难解。在这些欲望、恐慌、困惑之下沈从文的创作频繁地书写梦境、臆想和意象,这些写作既是他创伤心理的承载者,同时也是一种疏解方式,展开对于人生意义的追寻更是他迷惘中的心灵需求,在人性真相和道德冲突的困惑难解之下,他再次求助文字。用书写理清生命个体的存在真相,对于他内心的迷惘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式。创伤为痛,却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沈从文。他在文学中寻求疗治,以情感的疏通为导向,书写痛苦以宣泄,回避恐惧,回忆温暖来抚慰自我,于是在如此曲折的心灵之笔下,挥毫泼墨间构造了一个瑰丽多姿的文学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