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之交,当代小说一直积极地做着挣脱集体记忆凌驾于个人记忆之上的写作工作。九十年代出现的新名词——“新历史主义”,在笔者看来,并不能一以贯之地概括此类表达历史意识小说从发生到发展至今所涵盖的全部意义及特点。笔者将之命名为“重说历史”的小说,并在此间发掘出“傻子”这一与之交互出现的人物形象。质疑:为何傻子这一形象总在二十世纪末以来重说历史的文本中出现?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二十世纪末至今具有“重说历史”标识,讲究历史叙述的小说中出现的傻子形象进行分析,在不割裂其与文化传统及新文学中其他“傻子”形象关联的同时,通过文本细读、比较研究、综合分析,从文化层面、社会层面、作家写作策略等不同角度去发现小说中作家叙述的历史与傻子形象的偶然与必然的联系。将其中的对应关系、隐喻行为、寓言色彩等作为文学的表征揭示出来。从中得出,“重说历史”小说中的傻子与以往傻子形象比较,因为其生成背景的复杂化造成了其语义的多义化,使其分别能作为历史中的人与现代的人、亲历者与叙述者等身份在历史的重说中产生多重对话。疾病体的变态形象往往在历史中对历史中的人、事、物,过去与现在,虚妄与真实等有所指摘。笔者认为,时代与历史造就了傻子,同样,作家说史的欲望也造就了傻子:他们的出现,是作家有意而为之,并成为作家说史的有力载体。本文共分为五个部分引论部分在“重说历史”的文本中发现傻子,对比之前出现的“傻子”形象、研究成果后,突出这一类小说中出现的傻子形象与所述历史的紧密关联及研究的新意义之所在;第一章探究傻子形象如何在“重说历史”小说中生成以及生成后他将具有怎样的价值;第二章描写“重说历史”小说中傻子的特性,从内而外、由表及里明确其作为悖论的存在;第三章在“傻子”表现的特性基础上,究其与历史语境之渊源,傻子在“重说历史”的文本中,作为跌宕历史的亲历者与叙述者,作为历史的修辞出现,承载着作家的历史文化反思,透视着历史文化的清晰脉络;结语部分简要概括“作家—历史—傻子形象”三者的关系,展望“重说历史”趋势下的“傻子形象”的发展价值与局限。“重说历史”文本中的傻子形象丰富了文学人物长廊,引导着小说人物塑造向着魅化的深沉发展,作为一个超级文化符号,应该在历史的叙述文中得到新的发掘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