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张骞的“凿空之行”开辟丝绸之路起，西域与中原之间的交流就由规模相对较小的间接性的接触转变为官方联姻、民间贸易等直接性交流，因此丝绸之路可以说是开启了西域和中原之间深入交流的新篇章。西域一词最早出现于《汉书·宣帝纪第八》“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皆封列侯。”①不同时期对“西域”的定义不尽相同，“狭义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即今巴尔额什湖东南和新疆地区；广义则既包括西门关以西、新疆地区,也包括中亚、西亚乃至南亚天竺、欧洲东部和非洲北部在内。”②本文所指的是狭义概念上的西域。隋朝统一之前，中国经历了三百多年的战乱。频繁的战乱打破了长久以来“礼乐”制度对人们的禁锢，为汉族文化和西域少数民族文化的交融创造了条件。中国音乐史上辉煌的隋唐燕乐中就容纳了多部西域不同地区的音乐。燕乐，又称“讌乐”、“宴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燕乐，是指宫廷飨宴宾客时所奏的音乐。狭义的燕乐，是指位居唐代“九部乐”之首的《讌乐》。隋唐多部乐是在多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在宫廷中上演，其中龟兹乐成为西域诸乐之首，“逡巡大遍凉州彻，色色《龟兹》轰录续”③就是唐代诗人元稹对龟兹乐不断上演的描述。龟兹乐的传入不仅受到丝绸之路、佛教东传的影响，而且还深受西汉以来的政治环境、统治者喜好的影响。汉唐间龟兹乐的传入以及对隋唐、乃至宋代的宫廷音乐都颇具影响。但是，音乐的发展不可能是静止的，尤其在封建社会音乐更是被赋予了超越艺术本质之外的意义。龟兹乐从隋朝被列入燕乐多部乐中开始就注定了将在乐师的演绎中不断与中原音乐融合、创新，以实现符合历史环境、帝王的意图的目的。本文在隋唐宫廷音乐的研究基础上，对龟兹乐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环境因素进行概括，将龟兹乐东传的过程作以整理，以明确龟兹乐的发展历程。文章从隋唐时期龟兹乐的乐队编制（包括使用乐器的形制、乐队性质）、音乐结构形式（包括乐曲、歌曲、舞曲）、龟兹乐舞蹈风格（包括舞蹈服饰、舞蹈形式、具有龟兹乐舞风格的乐舞）、龟兹音乐家等多个方面出发，对隋唐多部乐中龟兹乐的风貌作以论述，从而得出隋唐龟兹乐部音乐风格明快、乐队编制上以打击乐器为主、表演形式异域风情化的特点。龟兹乐在一个漫长的时期内不可能一成不变，虽然无法完全将其变化呈现，但是从一些细微变化中可以折射出其变化的规律，笔者试图对不同时期龟兹乐在宫廷燕乐表演过程中乐器使用方面细微的变化进行梳理，将这些变化中所涉及的几种主要乐器的特点结合龟兹乐的特点、当时政治历史环境进行推断，乐器的使用是根据龟兹乐音乐特点和各种乐器自身特点进行筛选，这也体现了音乐发展过程中的不断创新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