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代社会的发展,中国妇女解放已具有一定的基础,进入了发轫时期。妇女问题第一次作为社会问题被提出并实践。早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在男性的主导下开始的。在此过程中,梁启超、孙中山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梁启超和孙中山等资产阶级各派别几乎同时把目光转向了妇女问题。中国妇女解放思想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背景。首先,近代,民族的危亡是妇女问题提出的时代背景。中国女性遭列强的蹂躏,她们不能按原有的方式生活下去。为改变困境,她们渴望走出家庭。其次,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为妇女解放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它随列强的侵略传入中国,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充当了传播的媒介,民主思想的影响一步步扩大,成为资产阶级救亡图存的有力武器。最后,女性群体是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现的发展经济的最廉价劳动力,这是资产阶级热衷于妇女问题的根本原因。梁启超对妇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封建制度是女性受压迫的总根源,解决之法是从封建伦理着手,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注定了最终失败的命运。孙中山的认识深刻的多,既然封建制度是女性受压迫的原因,那就要推翻它,实现“男女平权”。梁启超和孙中山积极开展妇女解放的社会实践活动。梁启超从“强国”与“救国”两方面倡导妇女解放,“倡女学”和“禁缠足”是其妇女解放运动的切入点。当不缠足总会在上海成立后,各处皆设立了不缠足分会,最终,发展成为全国性的不缠足运动,这是维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中国女学堂也在上海成立了,“开女智”之路打开了,“贤妻良母”的教育宗旨在当时影响深远。孙中山的社会实践活动范围广的多,他认为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只有尽了革命的职责才可享受胜利的果实。民国知识女性开始走出家庭为革命奔走呼喊。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改革,其中包括妇女教育、参政、禁缠足等问题。参政成为这一时期女性运动的核心问题,虽然没有成功,但毕竟开“女子参政”的先河。梁启超和孙中山妇女解放思想实践虽殊途同归,却也有差异。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两人的妇女解放实践都是促进女性社会化的过程。孙中山在社会化内容方面更全面、彻底。梁启超坚持“公私领域”的分工方式。他认为：女性的贡献应该在家庭中作出,这样,女性仍然被排除在社会劳动之外,无法真正解放。孙中山主张“革命职责”的分工方式,他要求女性走出家庭为革命服务,女性第一次从幕后走向台前,女性解放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梁启超和孙中山妇女解放思想实践差异的原因较复杂,他们的家庭背景、所受的教育以及政治道路的选择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梁启超和孙中山对妇女问题一如既往的关注在中国妇女解放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后来中国妇女的彻底解放有着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