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务中均存在诸多争议。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尝试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典型案例等途径统一本罪定罪量刑的标准,但是实践中仍然存在上下级法院之间以及不同地区的法院之间裁判标准不一的现象,且最高法院采取的标准是否妥当也值得商榷;在理论上经过了多年的争论后,对本罪的法益、犯罪性质等基本问题也仍未形成共识。因此,本文围绕目前理论和实务中存在的问题,先分析其原因,再论证本文对本罪保护法益和性质的观点,并据此提出针对问题的优化路径。全文三万余字,分为四部分展开论述。第一部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问题的现实审视。目前本罪存在的问题主要有:第一,犯罪成立范围不明,其一,对客观上是否要求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看法不一;其二,对是否要求主观上具有骗取国家税款目的观点不一。第二,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不明,一方面实践中既有以虚开数额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也有以骗取国家税款的数额作为标准;另一方面在虚开税额内部,是以销项税额还是进项税额作为标准也有争论。第三,刑罚配置合理性存疑,本罪法定刑为何重于逃税罪、抗税罪、虚开发票罪等犯罪,尚未得到妥当的解释。第四,本罪与其他罪名的关系不清,虚开后又抵扣以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是否构成其他犯罪,构成其他犯罪时与本罪是何关系尚无定论。第二部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问题的原因探析。第一个原因是对本罪保护法益的不同认识,第一类认为本罪保护法益是发票管理秩序;第二类认为本罪保护法益是国家税收利益。第二个原因就是对本罪性质的不同观点,若认为本罪保护法益是秩序型法益,就会认为本罪是行为犯;若认为本罪保护法益是利益型法益,自然就会主张对本罪的构成要件做限缩解释,由于选择的限缩路径不同对行为性质产生不同理解:认为应当从客观方面对本罪进行限缩的学者主张本罪是抽象危险犯,主张从主观方面进行限缩的学者则主张本罪是非法定目的犯。理论和实践中诸多争议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刑法》对本罪的规定不甚合理,第一,《刑法》对本罪罪状的规定过于简略,只规定了“虚开”行为而没有明确虚开行为的内涵;第二,未明确规定本罪是单行为犯还是复行为犯;第三,《刑法》为本罪设置了最高为无期徒刑的刑罚,必须妥善解释以使罪刑相适应。第三部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法益和性质的认定。该部分围绕本罪所保护的法益和本罪性质展开论述。在法益认定部分,首先通过论述超个人法益的独立地位以及超个人法益应当符合的条件论证确定本罪法益应当具有实质性,进而论证本罪保护的法益不应是发票管理秩序,而应当是国家税收利益。在本罪性质部分基于法益论证本罪行为的性质应当是实质预备犯,而不是非法定目的犯或结果犯。第四部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优化路径。第一,在犯罪成立范围上,明确虚开行为的认定必须以使国家税款流失的危险为要件,并在此基础上对对开及环开、有货代开、票货分离等常见情形是否构成本罪进行分析;第二,犯罪数额的认定标准,应当围绕造成国家税款损失危险认定犯罪数额。第三,准确界定与他罪关系,骗取税款行为同时构成他罪时,应当将本罪与他罪认定为吸收犯,按吸收行为定罪处罚。第四,优化本罪的刑罚配置,降低法定刑,明确对单位判处罚金的标准,并为本罪配备资格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