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文学翻译中的异质性很难被翻译或完全被翻译。在过去的二千年多年里,一系列关于“直译”和“意译”的讨论一直主宰着翻译研究界。换句话说,这些讨论的本质无非都是关于信达雅的忠实问题。然而,在当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出现了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文化间的交流日益盛行,而传统翻译标准不再适应这个时代不断变化的需求。我们正处于承前启后的紧要关头:旧的翻译标准正失去其合理性,新的翻译标准尚未建立。面临这样的情况,译者应该遵守什么来规范其行为?译界如社会一样,在法律失效的情况下,公民应该遵守社会公德。这也适用于翻译。一旦翻译标准失去其合理性,翻译家应该遵守翻译伦理。这就是翻译伦理为何值得研究的原因。传统上,译者只敬畏原著和原作者,然而在当今社会,他们更关注接收语境、读者接受能力等因素,运用各种伦理来实现服务读者、忠实于原文、实现跨文化交流等目的。简单地说,在实用、高效的新翻译标准仍在孕育期的当今社会,翻译伦理在翻译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汉学家已成为中国翻译文学走出去的主力军。在众多汉学家中,葛浩文应该是当今最杰出的人物。他已经翻译了一批中国作家的作品,其中莫言是最有影响力和最值得研究的作家之一。由于葛浩文的译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大批学者跟上葛浩文的潮流,从多种角度研究他的译作,本文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从切斯特曼的翻译伦理角度研究葛浩文英译本《丰乳肥臀》,来总结其译本成功的因素,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参考。研究发现,五种翻译伦理在其译本中均有体现,但重点是不同的。葛浩文优先考虑超文本翻译伦理,即服务伦理、承诺伦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非语言层面),与此同时他也采用文本翻译伦理作为补充,即再现伦理、交际伦理和规范伦理(基于语言层面)。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初步阶段,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和传统文化的背景知识了解较少,所以葛浩文以超文本的翻译伦理为主,来适应出版商的利益和西方读者的接受能力,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唤起他们的阅读兴趣。同时,葛浩文以文本伦理为辅,在读者接受度和忠实于原文程度达到最大平衡,尽可能地将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传播到西方世界。最后,为促使中国文学更有效地走出去,本文探讨性地提出了两种译者模式:汉学家模式、汉学家和本国译者合作模式。这两个模型在当下是理想化的,原因如下:汉学家熟悉西方读者的接受能力阅读兴趣,本国译者精通汉语和中国文化。汉学家模式更好地体现了超文本翻译伦理,而本国译者和汉学家结合的模式,更好地体现了超文本翻译伦理与文本翻译伦理的双重优势。所以从长远来看,两者的合作会产生最好的效果。然而,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初步阶段,考虑到汉学家的双语和双文化背景优势,汉学家模式可以更高效地翻译出易于读者接受的作品,汉学家模式相比合作模式临时处于上风。综上所述,汉学家模式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初级阶段更受欢迎,但最终将被汉学家和本国译者合作模式所取代。复杂的语言环境要求译者知道,如何正确对待翻译伦理理论的局限性,并且选择最可行的翻译伦理指导翻译,来避免文化误解和冲突。在这方面,葛浩文为他自己树立了成功的典范。基于案例分析,本文旨在阐述在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初级阶段,葛浩文如何灵活地采用有效的翻译伦理模式来克服现存理论的局限性(即翻译伦理),为国内外其他译者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