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70年代翻译界的“文化转向”以来,翻译研究逐渐从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西方学者慢慢意识到翻译行为的文化性,开始关注译者的主体性以及影响翻译的一些非语言因素,于是从新的视角提出了一些翻译理论,这其中就包括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操控论。勒菲弗尔的操控论认为,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会影响和操纵翻译,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会对译本进行改写,来顺应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这些操纵因素的要求。意识形态不只是我们所熟知的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还包括制约我们行为的规范、准则和信仰。诗学大体是指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中,民众可以接受的文学形式。它包括在文学系统内,文学作品的主题、内容和表达方式。赞助人则指在某一时期内的社会中,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颇具影响力的个人或组织。本研究以操控论为理论基础,通过选取和对比《追风筝的人》两个中译本的一些例子,来证明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操纵了这两位中文译者的翻译过程。首先,本文从政治层面和社会观念两方面来说明意识形态是如何对这两个中文译本产生影响的；然后,本文从译文词汇、句子结构和语言风格的选择三个方面论证了诗学对两个中文译本的影响；最后,本文指出,由于台湾和大陆的政党不同,出版社的要求不同,审查制度不同等,最终影响了译者的翻译形式和策略的选择,这恰恰体现了赞助人对译本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