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选择代表性个案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德国新生代女性作家进行研究。依据“代表性”、“代属”原则，忽略“东西德”出身，本论文选取卡琳·杜维(Karen Duve)、燕妮·埃尔彭贝克(Jenny Erpenbeck)、尤莉娅·弗兰克(Julia Franck)、尤迪特·海尔曼(JudithHermann)以及亚历克莎·亨尼希·冯·朗格(Alexa Hennig von Lange)五位作家及其作品作为具体研究对象。　　本论文主要关注下列三个问题:首先，上述新生代女性作家作品中的两性形象和两性关系。本论文将通过文本细读，探索这些新生代女性作家构建的两性形象的含义、女性身体的再现、女性对于母亲身份的思考等问题。本论文同时关注这些作品与女性主义的关系，她们的作品是否可以被解读为“女性主义”或“后女性主义”文本。其次，本论文将研究媒体和市场如何运作和包装这五位新生代女性作家及其作品，在运作和包装过程中，女作家的“女性”性别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最后，本论文将研究这些新生代女性作家面对商业运作的态度，她们是迎合还是拒斥，原因又可能在哪里。　　方法论上，为了研究上述三方面的问题，本论文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并以“性别”作为中心分析范畴，同时结合文化研究、身体研究理论进行研究。　　而作为研究的结论，本论文对上述五位新生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以及立场进行了如下的分析和归纳:卡琳·杜维具有女性主义立场，在文本中对两性形象和两性关系进行了戏仿和颠覆，而对于媒体的炒作，她采取了主动参与并力图影响之、颠覆之的态度;燕妮·埃尔彭贝克具有无意识的女性立场，在文本中描述了女性寻求自我的艰难，而对于媒体的炒作，她采取不积极参与，但被动接受的态度;尤莉娅·弗兰克具有后女性主义的立场，在文本中对两性形象和两性关系进行了破坏和改写，而对于媒体的炒作，她持拒绝态度;尤迪特·海尔曼具有超越性别的立场，在文本中对两性均采取温和、不评价的态度，而对于媒体的炒作，她持内心反感，被动接受的态度;亚历克莎·亨尼希·冯·朗格则不具备女性主义意识，在文本中用毒品和性包装传统的两性形象和两性关系，对媒体的炒作持积极利用并且踊跃参与的态度。　　鉴于上述五位新生代女性作家无论是对于女性主义还是对于媒体炒作的不同立场，同时考虑到她们不同的写作风格，本论文认为媒体在炒作这些女作家时所进行的标签式的归类和限定非常不恰当。它对女性作家的“女性”身份的强调将女性作家及其作品与“感性”、“情欲”等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传统的情感和智慧、理性的二元式划分得以重现，女性文学作品被与真正严肃的文学分割开来。但本论文同时认为，对媒体的炒作应持客观、全面的态度:这些炒作一方面固然影响了公众对于女性作家作品的接受和评价，但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与炒作又的确提高了公众对于新生代女性作家的关注度并且促进了图书的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