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刑自古有之,在中国传统刑罚中,处于降死一等的重刑地位。在北朝流刑被正式列入五刑之一而成为常用的法定刑之后,流刑随着朝代更迭而发生演变和变迁。流刑在不同朝代的演变总与同期的政治、军事、经济、边疆政策和治边思想有密切联系。流刑与其他种类的刑罚相比有其独特性,即流刑刑罚的适用涉及到地理因素,流放地为边远之地,即边关、边境之地。因此,流刑刑罚适用的特征,表现为惩戒和实边并重。适用流刑的过程,也是统治集团运用法律手段实现治边、实边、戍边目的的过程。学界对于中国古代刑罚的考证研究比较活跃,但多以法制史学科中刑罚史研究方法加以研究,而有关治边思想、边疆政策的研究又多见于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二者缺乏密切深入的统合考证研究。为了全面、有效地阐明论题,探索流刑演变与历代治边思想、边疆政策之间的关系,本文拟从一个宏观的交叉学科的界面探索中国古代流刑在历代适用演变的史实及其与当时统治者治边思想、边疆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揭示刑罚适用对于一个国家边疆策略的影响,以及历代边疆状况对刑罚适用的反作用。本文也将努力借鉴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流刑在历代的适用置于当时的边疆社会背景之中,从而有助于我们从社会整体观念出发,认识法律的社会基础和社会作用,从而更好地利用法律的控制作用解决社会问题。全文分九部分,共约4万字。第一部分,流刑与治边思想、边疆政策的起源及相互关系。笔者从考察古代流刑的起源、特点和刑罚目的着手,揭示流刑适用与治边思想、边疆政策之间的联系。笔者认为,流刑在不同朝代的适用均有其自身特点,而从历史演变大局观察,流刑从上古时期的习惯法开始,即具有政刑不分、刑民不分、俗法不分属性,流刑具有刑罚性、政治性、宗族性、实边性等多元属性。第二部分,秦汉时期的治边思想、边疆政策与流刑。笔者通过对秦汉时期大量适用流刑,以罪犯实边、戍边史实的考察,以政治史学和法律社会史学的观点阐述秦汉时期治边思想和边疆状况对于流刑的客观影响。第三部分,隋唐时期的治边思想、边疆政策与流刑。该部分侧重考察唐朝“就申好睦,静乱息民”,“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治边思想、边疆政策与流刑在唐朝广泛适用的状况。唐代统治者为体现“宽省刑罚”、“以教化迁善”政策,在流刑适用过程中,存在着变通、宽宥和人性化的现象。第四部分,宋代的治边思想、边疆政策与流刑。主要考察从北宋建立到南宋灭亡,两宋边患急紧的状况与宋朝流刑较之他朝严酷的史实。第五部分,辽、金、元代治边思想、边疆政策与流刑。辽代的治边思想继承并发展了中华文化,金承辽制,元代初期又曾沿用金律数十年,故元初对金代流刑进行折代变通,后期类似流刑的刑罚名目颇多,特点鲜明。第六部分,明代的治边思想、边疆政策与流刑。明代的边疆政策继承了前代的郡县制、羁縻制,有效地施行了卫所和屯田制度。但后期治边思想倒退,边患不断。该部分考证流刑在《明律》中的变异,明代的“口外为民”和充军刑罚,“义主实边,不尽与流刑相比附。”第七部分,清代的治边思想、边疆政策与流刑。在清朝统治者的治边过程中,传统的夷夏边疆观念发生变化,强调中华多元一体的疆域观、民族观,奠定了中华民族的疆域观念与边疆政策的基本内涵。流刑发展至清代,在传统的迁徙、流刑、充军之外,又独创发遣,流刑仍有实边因素。第八部分,流刑与历代治边思想、边疆政策之间相互影响和演变的规律。笔者通过对流刑演变及历代治边思想、边疆政策的分析,认为:治边思想、边疆政策对流刑适用有指导意义;政仁则流轻;政苛则流重;流刑适用被疆域所限;流刑适用具有多元性,并带有明显政策色彩;不同朝代流刑严宽不一,历经反复;流刑被历代边疆情势所影响,对治疆、治军、人口分布影响巨大。余论部分,笔者通过考证中国古代流刑演变和历代治边思想、边疆政策之间的联系及其演变的历史规律,简要揭示古老的流刑演变对于中国刑罚观和边疆观的影响,呼吁珍视中国传统的刑罚观和边疆观有益的一部分,以史为鉴,古为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