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革命性的交通运输方式，高速铁路自上世纪60年代起逐渐发展壮大，为日、德、法等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高速铁路事业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技术与理论储备，十几年来得到了大规模高速发展，目前中国高铁里程已跃居世界首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高速铁路具有“时空压缩”效应，通过改善沿线区域的可达性，加强加快了地区间的人流、物流、资金、信息等流通，进而促使沿线的“城市群”和“都市圈”日渐活跃并形成了走廊产业经济带，使得中国经济版图加速融合，对中国区域空间格局、经济协调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现有高铁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微观领域的项目费用效益分析，难以对高铁引发的集聚、溢出等外部经济现象进行评估;如何深入考量高铁为区域经济带来的间接和更广泛的影响，在理论及实践环节都缺乏深度的研究和探索。“四纵四横”的高铁主骨架形成后，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效应、区域间空间结构嬗变、不同等级城市如何乘势而上等多个领域的问题也亟待研究破解。
　　本文在运输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等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高速铁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机理，综合运用了STATA、GIS、Ucinet、POWERMAP等前沿技术手段，创新性地融合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格兰杰因果关系、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核心-边缘与中心-外围理论、合成控制法、经济增长收敛等研究理论与实证方法，构建了更广泛层面的高铁区域经济影响效应评价体系，重点以粤桂湘黔高铁经济带合作示范区为例，在区域经济增长、空间联系、城市与产业发展方面进行严密的实证研究与检验分析，从点、线、面三个维度勾勒出高速铁路运营对中国区域经济产生的影响效应，具体形成以下结论:
　　首先，从高铁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看，整体上高铁开通运营对全国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果，其中对区域发展质量较好的东部地区的影响要大于相对发展质量较差的中西部地区。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和生产函数法的对比分析显示，铁路建设投资是各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其经济增长还更多依赖于各类投资拉动。西部地区铁路客运带来的人流增加是其经济增长实现的重要载体，但因西部地区高铁运营时间尚短，其经济影响效应尚未完全显现，具体效果还会逐渐释放，后续情况值得进一步观察。由于高速铁路始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派生需求，这决定了高铁运营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经济活动、产业结构升级与专业化分工协作等方面的发展程度。
　　其次，高铁对区域经济空间格局演化具有特殊的作用。高铁网络时代下，区域内廊道效应显著，城市的空间结构呈现出集聚型空间状态，同时扩散型结构演化特征正在显现。东中西区域现有的城市中心地位得到强化，并陆续涌现出新的城市极化中心，极大地提升了影响力，使得核心与边缘的城市边界趋于模糊。城市群和都市圈在高铁的支撑下，实现了快速便捷互动联系，有助于改变现有城市群的竞合模式，形成产业联动的发展格局。“八纵八横”高铁网络全面建成后，东中西区域一体化进程将会加速推进，区域格局会朝着网络化、均衡化和多中心为特征的高水平均衡空间状态演进。
　　最后，高铁对城市的影响在现阶段主要体现为集聚大于扩散、极化强于辐射的演化特征，但这种格局并非保持不变。本文研究发现扩散的力量正在加强，而且阶段性扩张和阶段性停滞状态会交互发生;核心和边缘城市相互连接已经形成了互动发展、共同增强的趋势。高铁通过触发核心城市进而带动边缘城市发展，在溢出效应和虹吸效应两股力量下，中心和边缘城市依托于产业前后关联推动要素在通道内聚合，形成了产业集聚效应和互补效应，进一步促进了专业化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从而达到了共同发展的目的。边缘城市要直面挑战，找准自身资源、区位和政策优势，因地制宜挖掘自身特色，与其他城市错位发展、合理分工，加大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吸引力度，加速先进技术的学习和引入，有序制定科学合理的规划政策，从而实现产业价值和空间价值链的耦合。
　　本文在研究视角、模型方法以及实证检验三方面进行探索创新，进一步丰富了中国高铁经济学研究范畴;有关的实证研究成果充分证实了所构建的高铁区域经济影响评价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和适用性。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从更广泛角度开展高铁区域经济影响评估提供新思路，同时为政府、城市、企业如何应对高铁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和新挑战提供借鉴，为中国区域空间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