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是一次规模宏大的集体性抗争事件,战争给这一时代所有的一切都加上了规范和制约。抗战中的混乱与对立,会导致社会失范,产生种种不利行为,阻碍抗战。为团结抗战,这些失范行为必须得以校正和规范。报刊能对战时舆论进行有效地引导和规范,通过舆论宣传将社会标准,传之于众,使其逐渐内化为民众自身的行为准则。在这一伟大时期,存续着,它们共同承担了抗战舆论动员的使命,在各自的阶级立场中为抗战建国这一宏伟目标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抗战中的汉奸、腐败、冗政冗军问题突出,积弊重重,亟待加以规范和纠正。本文选取了锄奸、反腐、反冗政冗军这三个主题为基准点,采用宏观概述与点面结合的布局方式,并佐之以丰富的统计图表,较为详细地分析比较了三家报纸对上述主题舆论动员的异同及意义,客观评价出三家报纸抗战规范动员的特点、价值及历史渊源。研究认为,在团结抗战的主旋律下,三家报纸在锄奸、反腐、反冗政冗军问题上形成了统一的舆论战线,面对妨害团结抗战的绊脚石,都表现出了空前一致的家国情怀,对民族败类的竭力声讨,对腐朽行为的揭露批判,以及对节约抗战,提高行政效率,充实作战力量的大力倡导。但有聚合也有离散,《新华日报》动员形式最多样,宣传数量最多,在锄奸、反腐动员中表现出广泛性、斗争性、彻底性,其舆论动员与劳苦大众紧密联系,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注重发动民力,进行最有效的动员;《大公报》其报道最能发挥媒体公信力,对民族败类、腐败行为的打击,对行政机构的调整,其言论往往能够针砭时弊,引发社会深思。其舆论动员还特别重视民众的反馈,形成了以受众为中心的动员模式,但其舆论大旗也有向国民政府倾斜的时候。《中央日报》充当国民政府的舆论工具,以强烈的政治意图控制其报道方向,偏好政绩总结,在锄奸、反腐动员中凡涉及有损党国利益之报道,会加以回避,有时甚至为其开脱,这点严重忽视了民族利益。其对锄奸、反腐、反冗政冗军的动员宣传,没有反馈环节,脱离群众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