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是英帝国发展与转型的时期,也是英国人面向海外的探索与旅行出现热潮的世纪。其中,英国对南太平洋与澳洲的探险是值得注意的历史事件。在探险过程中,旅行书写大量出现,它们表现为航海日志、殖民地记叙与书信等形式,表达了身份各异的旅行者对澳洲的看法,受到英国公众的热烈欢迎。从另一个层面来看,旅行书写是英国认知澳洲的重要媒介,它与英帝国在南太平洋的势力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英国的目光下,作为客体的澳洲形象发生复杂的变化,英国的自我性格也不断得到呈现。在近代早期,先验与虚构的“南方大陆”地理假说在欧洲仍然长盛不衰,西班牙与荷兰已经向南太平洋发起航海探索,英国却长期在这块海域缺席。从18世纪初开始,身为帝国代理人的私掠者在好奇的语境下,率先向英国公众描述南太平洋的异域趣闻,引起他们对这里的最初兴趣。作为私掠者中唯一登陆过澳洲大陆的航海家,威廉·丹皮尔对澳洲的观察与描述深受传统地理观、人种观的影响。他所见的新荷兰海岸环境贫瘠,动物怪异,土著如野兽般面目可憎;在私掠者展现的南太平洋异域世界中,新荷兰与南方大陆紧密相连,共同组成介于半未知半已知、半神话半现实之间的澳洲形象。私掠者还将劫掠西班牙城镇与船只作为旅行书写的重要内容,同时希望通过发现南方大陆来提高英国的国际地位。这构成了英国对南太平洋的最初激情。到40年代后,英国公众兴起一股“南方大陆热”,他们翻阅之前的航海日志,编纂新的航海文集与历史地理志,希望通过发现与殖民这个大陆来增加英国的帝国荣耀。作为呼应,乔治·安森以私掠的形式率领皇家海军横渡南太平洋,在欧洲国家竞争的背景下策划与推动英国官方的探索。从18世纪下半叶开始,随着经验科学的发展,航海者在离开欧洲本土后,开始采用新的语调来描绘异域风景。天文航海术的发展及其中的“计量精神”使他们能够更加精确地描述遥远陆地的海岸线,自然史学说的盛行及其中的“分类—命名意识”也深远地影响到航海家对异域的动物、植物与民族的看法。在科学与政治的合谋下,詹姆斯·库克指挥奋进号进入南太平洋,发现了澳洲东海岸。库克船长与船员用经验主义目光的来审视与书写澳洲,他们测绘海岸线的形貌、记录水文数据与地理位置、收集动植物的标本、将澳洲的风景概化为具有潜在经济价值的对象,同时用民族志式的方法考察土著的身体、文化与社会。作为神话的南方大陆形象最终褪去,现实的澳洲逐渐进入到帝国的知识图景之内。库克船长与英帝国的命运永远地联系在一起,对澳洲的新发现成为他的宝贵遗产。在英帝国内部一系列机缘巧合的变化中,英国最终选择将新南威尔士作为新的囚犯流放地。1788年,第一舰队在澳洲登陆并进行拓殖活动,建立新南威尔士殖民地。此时的英国在政策上将澳洲视为本土监狱的延伸,但身处遥远异域的殖民者却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局限于此。在菲利普担任新南威尔士总督的1788—1792年,殖民者的旅行书写记述了内容丰富的拓殖实践,实质上成为一种典型的“殖民叙事”。它通过一道身份边界划分出两个内外有别的空间。界外是野蛮而带有诱惑的“荒野世界”,那里拥有令人敬畏的自然力量,是潜在的等待进入之地,优美与神秘、野蛮与荒芜都被纳入探索与征服的视野,土著是文化引导的对象;界内则是逐渐成长壮大的“殖民定居地”,是自我改造与全面发展的领域。澳洲一面以压倒性的饥荒、凶恶的囚犯、袭扰的土著示人,成为一个阴郁大陆,同时也被视为存有发展与改良机会的希望之乡。总之,本文旨在探讨18世纪的英国如何在帝国语境下,通过旅行书写来认知澳洲,如何将自己目光中的澳洲一步步纳入帝国权力之中,同时呈现自我性格。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起初隐藏于神话中的未知大陆开始脱离古典语境,逐渐转变为科学观察下的知识对象,最终成为现代性的自然—殖民空间。这一切都成为“澳大利亚”概念诞生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