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新时期文革题材电影为研究对象,在解读90余部文本的基础上,以“电影如何参与集体记忆的建构”为切入点,结合不同创作阶段和创作群体的特征,探讨影像文革与文革记忆的形成、影像文革与社会思潮的互动,考察意识形态与当代消费文化对影像文革的影响与制约。力求融合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哲学、思想史的观点与方法,对影像文革的创作规律与共性特征做出归纳。并以国外的人性灾难叙事为参照,指出当下影像文革的限度,描绘其可能拓展的空间。全文共五部分,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史述,下篇为专论。导论部分重点阐释本文使用的“影像文革”与“集体记忆”两个核心概念,及其对论文写作的启发意义。介绍了选题的价值、研究现状和本文的研究思路。第一章分析1977-1989年之间的影像文革,认为这一阶段基本是在意识形态指挥棒下的奉命之作,是对政治空间“拨乱反正”“团结一致向前看”等命题的形象化解说。这些作品以度过动乱之后的信任危机,重建社会主义信念为主题。这一阶段的创作可细分为三个段落,“真理标准大讨论”之前为样板化叙事阶段,“三突出”创作原则持续生效,还带着文革电影的浓重痕迹,对“文革记忆”的塑造是单一指向的,只表达出对高层精神的领悟与呼应。1979-1984为爆发期,影片多以好人遇难与小人作恶为文革悲剧的基本阐释模式,指出背后的文化深层结构与替罪羊机制的发动,决定其故事走向,并对这一模式中的“群众”话语做一分析,指出其“平庸之恶”。1985-1990感性生活的表现开始得到重视,影像文革以此对抗政治异化,以家常性对抗戏剧性,在影像上强调写实性与暗示性。本章还对谢晋做了专门分析,指出他也一样参与了“秩序重建”,但谢晋的独特在于：道德评判与历史评判合一的价值秩序；意识形态规训、民间文化趣味、知识分子情怀合一的美学秩序；从革命激情走向中和与写真的镜语秩序。对这一阶段创作数量较大的第三、四代影人,通过比较认为：第三代特征是见证者视角与审慎的代言立场；第四代特征是“共和国情结”下的温柔批判与诗意回望。第二章抓住市场化之后社会核心价值的转移来分析文化消费视野中的影像文革,以个人言说的分途、规训中的审慎表达、欲望膨胀年代的人文焦虑来概括九十年代之后文革记忆逐渐分化的过程。并从旁观视角与忧患意识、文化反思和史诗追求几个层面把握第五代的特征；而第六代导演的文革记忆则以碎片化、情绪化、个人化为特征,投注了他们自身的成长焦虑和在世体验。影像文革关于身体和风景的叙事,也在不同阶段渐次体现出意识形态、文化象征和消费主义的倾向。第三章对影像文革中的文革符号做了梳理,将其重新置于历史现场,探寻其文化史与思想史的意义,从而揭示文革专制对日常生活的干预。在此基础上比较中外人性灾难和文化灾难的叙事,指出影像文革在在功能定位、价值定位、艺术构思、影像呈现方面的不足。过多拘泥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段,在观念上被“再现论”束缚了手脚,把想象排斥于电影表现之外,镜头语言不丰富,镜头内涵不耐琢磨,甚至暗示、象征等传统手段都不能熟练运用。第四章就影像文革的创作类型、观众批评呈现的四种基本态度与文革舆论的构建进行分析,并提出影像文革的诸多可能性。指出影像文革的起点应该是个人权利的发现与张扬,应该体现人类的共同价值。作为“公共纪念”的样式,影像文革有两个基本的创作取向,一个就是作见证；另一个就是以反乌托邦的寓言辛辣地予以讽刺、揭露。最后在结语中,提出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存在于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认为影像文革当以见证者的姿态,坚持历史真实,坚持还原苦难；推动新的公民道德观和公民政治意识的出现；强化罪恶的反省机制,走向政治、文化的重生。随着文革灾难的直接参与者的逝去,后代的反思将越来越需要从政治制度、社会价值和政治文化的层面上进行,而影像对民众的唤醒力量,会在不断地制作、传播、研究过程中显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