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使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不断发生变化，加快了劳动力供给结构的转变，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老龄化进程正在加快，第六次普查中，六十岁及以上年龄的老年人占比高达百分之十三以上，较2000年第五次普查上升近三个百分点。有专家和学者预测，未来我国的老龄化社会趋势将不可逆转。老年人口比重的增加，意味着劳动适龄人口的减少。虽然从社会群体的角度来讲，青壮年是最富有劳动能力，对创造社会价值最有贡献的群体，但是，中老年劳动力资源也是重要的潜在人力资源。作为具有丰富工作和劳动经验的中老年人，仍然“老有所为”，在自己擅长的工作领域发光发热，既能实现自身的价值，也会带来社会的进步。在老龄化进程加快，人口红利带来的优势渐渐减少的今天，关注中老年人的劳动供给行为，保障其劳动参与权利，积极开发老年劳动力资源，对中老年个体和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根据马斯洛提出的需求层次理论，对于中老年人来说，保障其社会参与权利，也正是满足其安全、社交，甚至更高层次的尊重、自我实现等需求的做法。　　健康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在党的十八大会议中，为实现把我国建设成为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对健康服务的推进做出了重要的指示。从微观的角度来说，个体的健康状况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受到影响，因此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相比于青壮年，他们的健康水平更应受到关注。本文将健康与中老年劳动参与联系起来，从健康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中老人居民劳动参与的情况。国外学者对人力资本的研究较早，自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从西方经济学中迅速发展起来，人力资本对劳动供给以及个人收益的影响也受到了重视。早期的人力资本理论中，更多的研究的是教育、培训和劳动力迁移等资本形式对劳动力供给和个人收益的影响。随着Grossman的健康需求理论的诞生，健康经济学不断发展，健康人力资本也被纳入经济学研究范畴，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重视。健康人力资本被引入各种计量分析，学者们尝试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进一步探索。对健康人力资本进行计量分析，其度量方式便往往成为了相关研究的重点。根据相关研究显示，健康人力资本的测量指标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指标，其中主观指标以健康自评指标为代表，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度量都采用这个指标。健康自评是一种综合反映个人生理和心理健康的状况的指标，虽具有主观性，但也具有综合代表性。客观指标从宏观群体层面的死亡率、发病率、存活率，到微观个体层面的身体健康指数、行为功能障碍、医生确诊的疾病等，都被一些学者作为度量健康人力资本的标准。本文采取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结合、综合指标与单项指标结合的方式，多维度、更加全面分析中老年的健康人力资本对其劳动参与的影响。　　本文根据人力资本理论、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和积极老龄化理论，建立理论框架，并根据既有的文献资料和经验分析，提出四个假设：假设一，健康人力资本对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设二，健康人力资本对中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城乡差异；假设三，健康人力资本对中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假设四，健康人力资本对中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存在年龄差异。假设二、假设三和假设四是在假设一成立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类型中老年人群，研究健康人力资本对其劳动参与影响差异的假设。在实证分析方法方面，由于劳动参与是一个二元变量，不能使用简单OLS估计方法，根据变量的特点，选用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分析。由于认为健康与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内生性，参考相关文献的处理方法，利用CHARLS2011与2013两期数据的优势，选用2011年基期健康数据作为滞后一期的健康人力资本，带入作为解释变量，以求达到估计的准确性。　　第一章为绪论，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并对既有的文献进行综述，从而提出研究假设，介绍研究思路和方法。第二章为理论框架和模型设计，阐述了作为本文研究理论框架的人力资本理论、Grossman健康需求理论和积极老龄化理论；对研究模型和内生性问题的处理进行了说明。第三章阐释了相关数据和变量的选取方法，并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第四章是实证分析部分，利用劳动参与的 Probit模型，估计多维健康变量对中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在对全样本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又根据年龄、户籍、性别不同进行对比分析。第五章阐述了本文主要的结论，并针对实证分析的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加入个人、家庭特征变量和城市编码虚拟变量的情况下，总体来说，健康人力资本对中老年劳动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综合健康指标（健康自评和生活自理能力）与躯体健康指标BMIs均在1%的水平上对中老年劳动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躯体健康指标高血压、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在1%的水平上对中老年劳动参与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记忆相关疾病作为精神健康的测量指标在10%的水平上对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有显著负向影响，情感和精神问题对中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不显著，但也呈现负向的趋势。本文分户籍、性别和年龄阶段对样本进行了对比实证分析。其中在划分年龄阶段时，考虑到退休制度和低龄老年人界限的划分，本文以男性法定退休年龄60岁和区分低龄老年人界限的70岁作为划分年龄阶段的分界点。结果发现：在年龄差异方面，健康人力资本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影响不显著；对45-60岁和61-70岁的中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各种健康指标对61-70岁的低龄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影响更大。在城乡差异方面，健康人力资本对城镇户口中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远远小于对农村户口中老年劳动参与的影响。在性别差异方面，发现健康人力资本对中老年男性和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差异并不明显。　　本文的研究亮点在于，健康人力资本测量的指标采取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结合、综合指标与单项指标结合的方式，引入健康自评和生活自理能力作为生理和心理的综合指标；引入身体质量指数和几种老年人多发的身体疾病作为躯体健康指标；引入情感和精神疾病、记忆相关疾病作为精神健康指标，多维全面分析中老年的健康人力资本对其劳动参与的影响。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到了相关结果和结论，并提出了针对提高中老年人力资本、开发中老年劳动力资源、保障中老年劳动和经济社会参与权利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