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工业化进程并且也是最早开始从传统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的国家,劳资关系在其社会关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而国家对于劳资关系的干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英国劳资关系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在劳资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本文试图对英国劳资关系的发展中,尤其是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国家角色的变化做一详细梳理,并且对造成这种变化的因为进行深入分析。　　 全文由绪论、正文(共六章)和结论构成。绪论部分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介绍国内外研究状况及本文的基本框架。第一章主要介绍工业革命前的国家干预。笔者认为在工业革命前,英国对劳资关系采取的是积极干预的态度,这体现在一系列的相关立法上,这些立法对于工资、工作时间、就业、劳动力的流动、劳资纠纷的处理等种种劳资关系的相关问题做出了非常详尽的规定。这种干预主要是基于家长主义理念的,其目的主要是维护土地阶级的利益以及社会的稳定。　　 第二章描写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家长主义走向衰落,经济自由主义逐步兴起的过程。笔者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家长主义所面临的困境: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看,其正统性受到了自由放任的威胁；从社会关系的角度看,家长式的社会关系逐步瓦解,突出表现在家长式劳资关系的解体；从国家职能看,国家的家长主义职能遭到质疑,家长式立法面临危机。　　 第三章描写18世纪末叶开始,国家的劳资关系政策的自由放任倾向日趋明显。议会于1813年废除伊丽莎白工匠法中由治安法官厘定工资的条款,紧接着的第二年,又废除了同一法案中的学徒制条款。如果说伊丽莎白劳工法是家长式立法的化身,那么厘定工资和学徒制条款就是它的灵魂与核心,它们的废除标志着家长主义影响的严重削弱,也预示着未来的国家将更加坚定地执行自由经济的政策。除了废除家长式立法之外,这一时期的其他劳资关系政策也开始将“自由”而不是家长式的“保护”作为目标,试图建立一种以个人为基础的劳资关系模式。　　 第四章分析了自由放任的劳资政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主要表现是劳资冲突的增加和工会运动的发展。严峻的社会现实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由放任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由并不能改变大多数社会成员贫贱、困顿的生活境遇；规则不健全的自由放任只能导致经济的垄断、社会贫富的两极分化和雇佣劳动者工作条件的恶化,最终造成社会的危机和动荡。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自由放任的反思也不可避免地开始了。　　 第五章介绍了在19世纪下半叶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反思。这种反思主要集中在对个人自由和国家职能的不同认识。主要体现在旧自由主义向新自由主义的转变以及费边社会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兴起。这种社会思潮的转变对其后的劳资关系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六章对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之间的劳资关系立法进行了考察,指出这些法令在英国劳资关系立法中的重要地位。笔者认为这段时间的立法已经体现了由崇尚个人自由的古典自由主义向寻求社会公正的新自由主义的转变。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首先,英国对劳资关系的国家干预是具有延续性的。在工业革命前后都存在着对于劳资关系的干预措施。其次,国家干预的延续性并不代表同一性,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有着本质的区别,造成这种根本区别的是法律背后社会思潮的变化。工业革命前的国家干预受家长主义的影响,是建立在劳资双方不平等基础上的干预,维护的是土地阶级的利益；工业革命时期的国家干预受到自由放任思潮的影响,维护的是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在“自由”旗号下的干预,但结果也是加剧了劳资双方的不平等；工业革命之后的国家干预受到新自由主义等思潮的影响,重新划定了“自由”的界限,开始真正偏向工人阶级,逐步向社会公正迈进。再次,国家干预是否得当对劳资关系的和谐与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劳资双方存在事实上的不平等时,国家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不合理的国家干预必然会加剧劳资双方的不平等,导致劳资冲突的加剧。最后,只有真正尊重工人意愿的国家干预才是合理的,要尊重工人的意愿,就要赋予他们平等的权利,为其提供表达意见的合法途径,使他们能够平等地参与到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