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基于科学知识社会学,从中医教育转变的角度,去探索中医何以西医化的社会体制成因。基于中医教育发展的历史,本文阐述了中医教育从古代到近现代由于社会、体制等原因发生的转变。我国的中医教育主要经历了古代传统的中医教育、鸦片战争后的中医教育和二起(新中国成立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二落(民国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发展过程,这一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导致了近现代中医教育的西医化,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西医结合医生的诞生成为了中医教育西医化的一个重要开端。从中医教育转变的层面看,中医发生了西医化的转向。中医的西医化以古代中医教育与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在课程设置、学生入学资格、考试方式、教育模式和教师职称评定方式几方面的比较进行实证性地说明。具体表现在：中医课程名称的命名发生了转变,从大方脉转变为中医内科学、从妇人转变为中医妇科学、从小方脉转变为中医儿科学等；课程设置上也发生了转变,从古代没有西医课程转变为现代中西医两种课程相结合,尤其是在现在中医四大经典的课时数已经少于了西方重要课程的课时数；考试方式从以通透理解医经和临床实践相结合转变为填空题、选择题等默写形式与临床模式相结合；学生入学资格从必须是医家子弟或官员子弟中有天赋者转变为完全没有中医知识基础的学生,这些学生从小学习的是西方的物理、数学、生物、化学等学科；教育模式从实践贯穿整个学医过程转变为先理论后实践,且理论教授中要求学会使用西方的现代医学仪器；教师职称评定标准从古代众医官皆服与考试相结合转变为以论文数量、质量和科研成果为主。导致中医西医化的原因可以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从科学史的角度,借助佩尔森的“科学与文化帝国主义”理论,本文分析了西医作为文化先锋队殖民化中国的过程；借助巴萨拉的“三阶段模型”,本文研究了在中国西医转变为独立的“殖民地医学”的过程,两者都为中医的西医化提供了宏观实证性的历史背景；从哲学的角度,本文利用福柯的“规训与惩罚”理论,从西方式的“全景敞视建筑”——“现代”意义上的西医院校和医院出发,分析了这些现代化的教育培训机构是如何对中国学生进行西医的“规训”,使他们成为了中西医结合的主力军,这是中医西医化的重要开端；本文也透过库恩的“范式”理论,分析了西方医学的教科书运用于实践中,并在中国形成了强大的西方医学“范式”,中医学员在西方“范式”理论体制下学习西方知识,成为拥有中西医两种“范式”的中西医结合医生,导致了中医的西医化；本文还透过布尔迪厄的“科学场”理论阐明了学术资本、社会资本和行政资本在科学场中对于科学发展的关键作用,进而说明中医西医化的原因是为了获取发展中医所需要的学术资本、社会资本和行政资本,即获取现代科学的身份与参与主流医学对话的入场券。中医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本该通过近现代教育加以挖掘、保护、继承、发扬和传播,但却在中国近现代中医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导向西医化的趋势,这不得不让人去思考中国在现代化转型中,如何处理中医与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问题。而要思考这一问题,就必须首先弄清楚中医西医化的原因,试图根据原因去为中医在现代化转型中的发展提供一些可行性意见,力图既保护了我国传统的中医文化,又使得中医得以健康积极地发展。显然,中医何以西医化问题的思考对于中医文化的保护和未来中医的发展都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因而对这一问题的分析、研究就构成了本篇硕士论文的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