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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乔伊斯(1882-1941)是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大师,他的作品展现了都柏林人在殖民暴力、经济衰退、政治腐败、道德瘫痪的社会背景下面临的道德困境及其孜孜不倦的脱困探索。其巨大的美学价值、创造性的叙述风格和丰富的意蕴是历来无数学者争相研究和解读的对象。笔者认为,乔伊斯对都柏林人困境的展现、探究和求索是乔氏思想主题的重要内容,其思想内容、发展脉络和内在结构有重大的研究意义。乔氏思想研究既广且深,但哲学视角的研究呈现出零散、断续、多点分布、有主调但缺乏发展变化脉络等特征,且尚未尝试从存在主义视角系统整合和研究乔氏作品道德困境发展的轨迹。本论文认为,乔氏作品的思想蕴含稳固的存在主义思想框架基础和概念,如虚无主义、价值评估、强力意志、完整的人等。鉴于乔氏文本的连续性、互文性和互关性,本论文以对道德主题各有侧重和发展的早、中、后期的三部小说《都柏林人》、《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尤利西斯》为文本依托,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视角出发,探讨都柏林人道德的困境及其循序渐进、孜孜不倦的脱困探索。从存在主义视角看来,乔伊斯的作品显示,具有感知力、强力和道德心是个体摆脱虚无、实现自我真实存在、成为完整的人的关键和本质。而存在主义意义上的道德心在都柏林人中的缺失、锻造和发展则是乔伊斯作品思想的基石和集中体现。本论文第一章重在展示和分析都柏林人的主体道德困境及存在主义视角下困境的深层原因。乔伊斯以顿悟的形式对都柏林人的道德瘫痪困境进行深刻的揭示,即个体处于存在主义哲学里的虚无主义困境中。都柏林人的道德困境是其在后殖民主义语境里,由家庭、社会、民族、国家和宗教等宏大价值体系和外在权威共同恶意施压下,最高价值崩溃的结果,也是尼采定义下虚无主义的外化和自然演化过程。个体通过审美的顿悟达到了海德格尔概念里的“无避”状态,觉知到自身处境,面临自由选择和重塑自身存在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受到虚无主义“幽灵”的侵袭和道德瘫痪的内化。从存在主义视角看来,都柏林人普遍含混了现实与虚幻,呈现出生命强力的颓废,逃离欲望的虚假性和“道德心”的缺失。宏大价值的幻灭和虚无的可怖让都柏林人深陷困境。虚无主义的最后发展阶段是废除现存的否定生命、否定现实生活、否认实在的价值和秩序,进而重估一切价值。但处于虚无和瘫痪的都柏林人很难达到虚无主义最后的、彻底的形式,并穿越幻象,打破困境,因此重塑个体道德心的探索屡屡受挫。第二章主要探讨了都柏林人脱离道德困境和凸显生命主体价值的积极进展,即都柏林人的杰出代表斯蒂芬在强力意志的支持下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尝试。青年艺术家斯蒂芬通过重视感知和审美,与世界保持直接和畅通的联系。他不仅坚守自我意识,觉知到既存的宏大价值体系(家庭、宗教、国家、语言、传统等)的瘫痪和束缚作用,也通过尼采所说的透视主义,主动参与价值评估,理清了个体与集体意识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建立了自身作为艺术家的身份和使命。斯蒂芬冲破了虚无主义的桎梏,动摇了其基础,加速了其消亡进程。青年艺术家对其自身和族人“道德心”的锻造是对生命和强力的肯定。其动力来源于以尼采和萨特为代表的的存在主义者倡导的生命强力意志和自由选择,又由个体觉知和价值重估支持和强化。锻造民族“道德心”旨在消解个体与集体隔阂,恢复主体生命力,也探索出一条理想的、昂扬的存在主义路径来打破困境。第三章重点探讨都柏林人在道德困境的探索中,既觉知到虚无主义和道德瘫痪的严重性,又在保持生命主体价值的探索中有积极有效的进展。《肖像》中脱离道德困境的尝试虽然积极昂扬,却有理想化、乐观化的倾向,因为道德困境依然存在。《尤利西斯》的主人公们进行融合妥协,探索出脱困的出路是:成为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超人”\“完整的人”\“崇高的庸人”,并构建道德共同体。乔伊斯用漫游状态的都柏林人的绵延不断的意识流,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其身体与意识无根性的漫游呈现出个体对都柏林既超脱又依存,既依恋又憎恨的矛盾性,延续并进一步发展了斯蒂芬对个体与集体二元对立的消解,呈现出包容性和超越性;在价值重估方面也进一步发展,体现出存在主义的价值平整化,即平庸和高尚、混乱与秩序之间的界限被打破,存在和非存在“无避”的场域得到重建和修复。三个“崇高的庸人”在混乱、庸俗、瘫痪的现代主义语境中保持“道德”完整,建立起道德共同体。从存在主义意义上说,他们脱离了道德困境,保持了主体性和“道德心”的完整,实现了“庸人”对传统英雄精神的反讽式继承。在脱困尝试的整个过程中,乔伊斯小说倡导人的存在的自由和完整。成为存在主义意义上“崇高的庸人”虽然是权衡和妥协的结果,但也是现代主义语境下保留主体“道德”和生命价值的有益尝试,是对传统价值秩序的超越式重建,呈现出积极的存在主义探索意义。结论部分强调脱困探索的不同阶段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困境求索循序渐进的发展。《都柏林人》明晰了都柏林的人们所处的道德瘫痪困境,笔者尝试用存在主义哲学中的虚无主义的来阐释,最高价值幻象的破灭和现实生活失真的冲击使都柏林的人们陷入虚无。该困境深刻的不可逃脱性,成为了乔伊斯作品的互文底调和参照背景。虚无主义的彻底化号召知觉和个人意识的觉醒,进而要求主体对一切价值进行重估。《肖像》中的青年艺术家斯蒂芬探索了在强力意志驱动下通过觉知、价值重估和反叛突破困境的可能性。斯蒂芬所想要锻造的“道德心”,是存在主义意义上都柏林人蓬勃生命力和强力意志的集中体现。其脱困的可能性虽然昂扬且积极,却偏于理想化和乐观化,困境的严峻性仍不可否认。二者在《尤利西斯》里达到了和解和平衡。三个“崇高的庸人”是完整的人,其遵守的价值超越了虚无主义所依赖的外在价值,是超越性的对生命的肯定,对真善美的追求,因此继续解构虚无,重新定义存在的意义。“崇高的庸人”一起构建的新的道德共同体是对传统秩序超越式的重建。他们秉承自己坚信的“道德心”,坚守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战胜了残忍和粗暴的善意和体面”。从存在主义视角看来,乔伊斯的作品中,都柏林人的道德困境仍在延续,其孜孜不倦的脱困探索也在卓有成效地进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