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是美国当代最著名和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理论家之一。布鲁姆对西方诗歌批评和诗学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如他对西方文学史中的重要作家莎士比亚重新进行了解读；对浪漫主义等重要的创造理论问题作了创造性的分析。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首倡“影响误读”理论（influence-misreading theory），并不断补充完善。布鲁姆的学术影响也建立在数量惊人的学术著作上。截止二零一一年，布鲁姆共有近三十部著作问世，并为切尔西出版社西方文学经典系列五百部作品撰写序言，主编了多部诺顿文学选集。近二十年来，布鲁姆的每一部新作一经问世即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评论，如《J之书》、《西方正典》、《莎士比亚—人的创造》等不仅在学术界也在普通读者身上产生了巨大反响。本文通过梳理布鲁姆历时五十余年的诗学思想，从整体上对其进行评价，分析其建树与不足，并通过研究哈罗德·布鲁姆的诗学思想，重新思考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方向。论文共分为八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介绍布鲁姆的学术经历，特别是布鲁姆的四个理论阶段的学术思想。还对国内外研究状况、论文中的基本概念、论文选题的目的、意义、方法和思路，以及论文的创新之处作了说明。第一章主要论述布鲁姆诗学产生的历史、理论背景与理论来源。首先，美国社会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来经历了剧烈变迁，政治的高压、社会的沉闷，与随之而来的越战爆发、电视等大众传媒兴起、嬉皮士运动、少数族裔和女权主义者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使人们对自己的生存境遇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担忧。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人生存和个人自由，这为布鲁姆建构自己的理论提供了具体的历史背景。其次，布鲁姆诗学思想形成有其自身的理论背景。新批评理论雄霸英美文学三十余年，其方法越来越科学化、僵化，内在矛盾显露无疑，超越新批评建立新的文学理论成为必然，于是布鲁姆的诗学理论应运而生了。再次，从理论来源上看，布鲁姆吸收了弗莱和艾布拉姆斯对英国浪漫主义理论。布鲁姆的竞争者是同为耶鲁学派成员的德里达、德曼，他对二人的解构主义理论和解构阅读观既有所借鉴，也表现出疏离和防范心理。尼采和弗洛伊德的理论也是布鲁姆诗学的重要来源，尼采的“强力意志”说、独创性观点、历史观及修辞理论，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家庭罗曼司”理论等为布鲁姆诗学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二章重点探讨布鲁姆的诗歌观。对于诗歌的界定，布鲁姆认为诗歌就是强力诗歌，强力诗歌就是伟大诗人的想象力、创造、竞争意识的显现。布鲁姆从上述诗歌概念出发，又大大扩展了诗歌的范围，把诗歌的概念延伸到其他体裁的文本中，如他认为文学批评与诗歌是同质的，都可纳入“诗歌”本身，宗教文本、哲学、心理学等理论文本也是文学作品，都是审美性与竞争性的统一体。又如，布鲁姆认为独创性、陌生性是诗歌的重要性质。陌生性就是诗歌的具体、独特性和独一无二性，即诗歌显现出的怪异特征和使读者对熟悉环境产生陌生感的能力。作者在作品中的意识带给读者的奇异感，就是读者被带入一个异质的、更宽广的精神世界，思维空间和视野得到扩展后的震惊和愉悦之感。崇高性也是文学的本质特征，即读者在熟悉诗歌中发现陌生、惊异，在痛苦中产生精神愉悦和思想自由的美学性质。竞争性是诗歌的又一重要特性，文学家与前辈竞争可以通过想象创造出新的文学空间，这种创造有原创性，可以为作者和读者都带来自由、愉悦等审美体验。布鲁姆以想象、虚构、陌生、崇高和竞争等特性为标准，扩展了文学的范围，消除了文学与理论、宗教和批评等界限，把它们都纳入诗歌的领域。最后，布鲁姆认为互文性并不是诗歌或文学作品的本质属性。第三章论述了布鲁姆的诗人观。布鲁姆赞同布莱克和雪莱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世界观，反对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主张否定自然。布鲁姆与华兹华斯的自然观不同，他认为自然并不是真理和美德的化身，真理世界是超越自然之外的世界。英国诗人布莱克和雪莱摒弃了世界与自然是一个和谐整体的观念，认为人类要接触真理的世界，需要发挥创造性想象力预言真理的世界，需要创造新的神话为混乱的、广袤的宇宙赋予形式和意义。同时，布鲁姆接受了诺斯替主义的世界观，并与布莱克的浪漫主义自然观结合起来，对其形成独特的文学观产生了巨大影响。再次，布鲁姆反对现代、后现代主义对作者主体地位的消解。布鲁姆创造了“作为诗人的诗人”（poet as a poet）和“诗人内心中的诗人”（poetin a poet）这一术语来说明其诗人观。是作者的想象与创作力，是作者的多层次的、复杂的创造意识早就了诗人，“诗人内心中的诗人”之说是传统天才观的继承与发展。以是否具有诗性自我为标准，诗人可以被分为强者诗人和弱者诗人。最后，布鲁姆反对现代与后现代理论语境中对作者自主性的消解，认为诗人是诗学中的重要维度。第四章阐释布鲁姆的批评观、方法论和批评实践。首先，诗歌批评是文学性和诗性的，与诗歌一样具有虚构性、创造性、修辞性和竞争性等诗歌批评的功能不是满足社会或文化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个体自我的成长，因此诗歌批评应该采用审美标准。其次，从诗歌意义论上说，布鲁姆认为诗歌的意义既非从文学外部产生，也非从文学封闭的作品自身产生。诗歌的意义在于两首诗和两个诗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批评家和读者在解读文本时，他们要通过自己的“权利意志”为作品赋予意义，通过有意误读和误释解读一首诗歌与其他诗歌的关系。再次，诗歌批评的具体方法主要是对抗式的批评方法与修正、误读法。最后，诗学理论中的各种原则和文学批评的范式、模型要经过具体文学作品的检验才能证明其适用性和正确性，如同英美其它批评家一样，布鲁姆的理论也是实证性的。布鲁姆的诗学批评涉及到整个西方文学史上的诗人，他还分析误读之图在具体作品中如何发挥作用。布鲁姆的宗教文本批评和莎士比亚批评则可为误读法的具体应用。第五章分析了布鲁姆的诗歌传统观和文学史观。布鲁姆认为文学史是影响的历史，遵循弗洛伊德“逆子弑父”式的“家庭罗曼史”模式。在历史观上，布鲁姆与新历史主义针锋相对，认为诗歌史只是“诗人内在意识的历史”和“心理变动的历史”，完全否认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外在的社会力量对塑造文学传统的作用。布鲁姆的诗歌史排除了社会历史等外部因素，变成了作家之间相互影响、误读前人的一条条线索编织而成的网状关系史。同时，他认为诗歌的历史就是诗歌努力为自己开拓想象空间，把自己的想象赋予其它诗歌的过程，所以诗歌都是浪漫主义文学史。在布鲁姆看来，诗歌史的叙述与经典化过程是一致的，文学史的书写必定是经过人为加工的虚构，是具有权威的个人或者机构按照一定标准对作品进行选择的结果，经典建构的历史就是诗歌史、就是误读史，是诗人不断尝试超越前人的成就而建立自我的历史。本章最后比较了希利斯·米勒与布鲁姆文学史终结的观点。第六章分析布鲁姆诗学的成就和局限。首先，围绕布鲁姆诗学性质的不同看法，如人文主义还是反人文主义，激进还是保守，建构的还是本质主义的等问题逐一作了辨析。其次，本章总结了布鲁姆诗学的贡献，主要有：第一，布鲁姆的诗学理论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从不同层次强调了个人的创造性，是对现当代形形色色否定人的主体性的理论的反拨。第二，布鲁姆以审美为标准的诗歌批评方法有助于纠正当今文学批评中的泛政治性倾向。第三，布鲁姆关于诗歌史是每个强大诗人自我成就的心灵史、影响史和误读史的思想，与传统文学的进化史观形成了对比，为文学史的撰写提供了新的路径。再次，布鲁姆诗学的局限与不足也十分突出。布鲁姆关于创造性想象或幻想才是诗歌的本质，通过预言未来获得人自身拯救的想法未免过于理想化，他让文学承担救赎功能也未免过于沉重。布鲁姆认为竞争性、独创性和陌生性是诗歌的重要属性。陌生性指每个作品的独特性、个别和特殊性。但是，很多伟大作家，如艾略特、庞德、威廉姆斯，以及英国十七世纪的玄学派诗人，都是消除个性、化特殊为一般的典型代表，便都不符合这一标准了。文学作品不能与前人完全等同，简单的模仿的确意味着主体性的消失，但是文学作品也不可能与前人完全决裂，超越前人，取得绝对的独创性和陌生性。从诗人观上看，布鲁姆认为作者内心的深层自我或者潜在的诗性能力才是诗歌创造的源头，“诗人中的诗人”创作诗歌时不受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完全听从于自己的内心，这样必然会使一个人的诗性自我与人的社会属性分割开来。从批评的性质上看，把理论、批评与诗歌等同起来，就把非文学性文本中的想象、虚构等因素过于放大，从而取消了文学与批评不同文类文体之间质的区别，文学的含义就回到十九世纪以前的“文献”（literature）的意义上来了。从文学史观上看，布鲁姆的文学史观是封闭的，拒绝一切外部因素干预，而且有总体化倾向。论文的结语总结和论述了布鲁姆诗学与中国当代诗学的关系。布鲁姆的重要著作在国内得到翻译和介绍，其“误读论”、“经典观”等思想在中国当代诗学中得以广泛应用。但是，布鲁姆的诗学思想在诗歌观、创作观、批评观和诗歌史观对中国当代诗学建设有更广泛的启示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