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而经济增长又是宏观经济中最主要的问题，因此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备受瞩目，成为现代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受到理论与实务界的多重关注。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对金融问题研究的热潮逐渐在全球范围展开，在这一领域集中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许多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利用各种方法，对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结论逐渐明确：二者有很强的相互促进作用，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然而，跨国研究都假设各国具有相同制度，实际并非如此。由于各国的制度差异，使相同的政策产生不同效果，甚至会发生完全相反的现象，这些构成了跨国研究的致命缺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转型国家来讲，除了跨国研究得到．的一般规律性结论可以直接借鉴以外，更多的则应根据中国的现有经济环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有建设性的结论，以便为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相关的理论参考。而国内的研究大多以现成的理论为依据进行实证研究，对金融与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之间的理论分析不足。我国金融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期，因此，探索金融与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发展之间的规律就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本文在梳理现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我国建国后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形式进行分析，并以此为依托，确立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将经济增长划分为金融效率、政策效率与生产效率三种驱动形式，探索建国以来金融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弥补了当前对我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的不足，这是本文的第一个创新之处。在理论分析的过程中，对我国经济改革过程中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形成了初步判断，即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金融处于无效率阶段，经济增长主要源于政策效率和生产效率的驱动，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效率与政策效率逐渐失效，致使整个经济处于低效率运行。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局面开始转变，形成金融效率替代政策效率，激励生产效率的趋势，开始由金融效率与生产效率共同驱动经济增长。区域发展则体现为金融、政策与生产三重效率同时发挥作用的局面。运用面板分析方法对分省数据和217个城市的数据所进行的实证分析验证了上述理论判断。其中，省级面板数据从时间和空间分别对金融效率进行检验，在实证过程中根据现有数据，进行深入挖掘，选取多重指标探索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构成了本文的第二个创新点。从时间上看，金融市场在建国后逐渐由金融无效率向金融有效率过渡；从空间上看，发达地区金融市场的市场化程度高，其金融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优于欠发达地区。而金融市场规模、结构以及作为资本价格的实际利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金融发展理论存在某些契合。金融规模的扩大，不表示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不一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金融无效时，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毫无关系；金融有效时，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关系显著，实际利率的提高一方面将抑制投资冲动，另一方面将促使效率提高。证券市场的发展促进了融资渠道的多样性，有助于经济发展，大力发展证券市场，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十分必要。 运用217个城市一级的数据研究也证实了上述结论。作为金融规模替代指标的城乡储蓄率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基本不显著，而且呈现出负相关关系；实际利率与经济发展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金融发展理论相符合。在分组回归中发现东部城市较中西部城市的金融效率高，其中金融规模的负作用较小，而利率的正作用较小，说明东部发达地区的金融市场化的程度较高，从而佐证了第四章的分析结果。除了按照传统的区位分组以外，本文还以城市规模为依据进行分组，研究不同规模城市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这构成了本文的第三个创新之处。结果显示，大城市较非大城市的金融市场化程度高，而重点城市则是所有城市中金融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金融规模对经济发展开始显现正作用，利率则开始表现出负作用，尽管都不是非常显著，但这同样说明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除了面板数据分析以外，本文还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第六章主要使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天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案例分析，这是本文的又一创新之处。结果表明，天津金融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证实本文的理论分析，并验证了在前两章得出的实证结论。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金融改革使金融市场逐渐由无效率向有效率过渡，经济发展逐渐由政策效率驱动向金融效率驱动过渡。 2．金融规模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不显著，甚至为负面作用；实际利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与金融发展理论相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正，说明利率的市场化程度在不断提高；金融结构的优化和金融产品的增加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3．发达地区的金融效率高于落后地区，其中东部地区的金融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重点城市最高，而大城市高于非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