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开启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与合作的新征程。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用英文简称OFDI表示)成为我国“走出去”的主要途径之一,不仅能挖掘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潜力,也是缓解我国产能过剩的困境。制造业是国之根基,党的十九大明确指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加强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国之所需、民之所向,更是我国重塑全球价值链的绝佳机遇。但是“一带一路”沿线所涉及的国家众多,且各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大相径庭,必会存在空间异质性与关联性,如何确定沿线各国区位选择及投资规模将对双方合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46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研究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深度剖析了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与区位选择动机,系统分析了空间效应影响机理,然后运用莫兰指数对中国制造业OFDI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进而通过空间滞后模型(SLM)与空间误差模型(SEM)研究我国制造业OFDI的空间效应对区位选择的影响,最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区域进行空间实证检验,比较不同区域的空间影响因素对我国制造业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本文发现:(1)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OFDI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存在“高-高”型或“低-低”型分布状态。(2)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OFDI存在多重空间效应,主要为空间集聚效应、空间溢出效应、第三国效应,其中空间溢出效应表现明显,第三国效应的影响显著。(3)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六大区域的市场潜力系数显著为正,且互补效应更为明显,说明东道国周边国家的市场潜力是第三国效应的主要来源,是吸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4)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OFDI的区位选择多种因素影响,东道国制造业发展水平、市场潜力、经济发展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基础设施水平、开放水平以及地理距离和政治风险是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因素,这些因素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吻合。据此,本文提出对策建议:首先要深入分析并结合空间效应,合理扩大对各区域的投资规模;其次要注重各要素的流动与分配,合理选择区位,让国内与国外两个市场要素得到充分利用;再次,要注意投资导向多元化,实现导向的“多管齐下”,并不断寻求技术引进与创新;最后要积极发挥政府职能,为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加快园区建设,激发市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