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国民教育制度研究(1940-1949年)

来源 :蔡兴彤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wuqianlan987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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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育制度是国民政府于1940年至1949年在国统区实施的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合一,以义务教育为首要目标,以国民学校、中心学校为具体执行单位的义务教育普及制度。这个制度实施的政治背景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民政府动员中国社会各个阶层、进行国家总动员,以武力对抗日本的侵略。至1938年底,武汉会战结束,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判断长期抗战对国民政府更为有利,短期反而不利。因此,蒋介石决定建设抗战大后方,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统治力和组织细胞向基层渗透,改变抗战全面爆发前,只重上层,不重视基层的状态。教育背景是,从清末至抗战全面爆发前,中国的小学教育虽有所发展,但学校数量少、县以下基层小学普及率低,入学儿童与适龄儿童比例极低,失学儿童众多。义务教育水平很低。清政府和北洋政府虽曾努力普及义务教育,但因各种原因收效不大。1937年前,国民政府大力发展义务教育,王世杰主政教育部时期成绩最佳,但良好势头被战事打乱。义务教育普及仍是国民政府战时施政的重要任务之一。因之,蒋介石综合考虑政治统治与义务教育普及两方面的需要,几易其稿,拟定、公布了《确定县各级组织问题》。国民政府据此颁布施行新县制。在新县制设计中,蒋介石从教育为政治服务的角度出发,要求中心学校校长、国民学校校长暂时担任乡镇长、保长,以节省经费和人力资源。相应的,中心学校和国民学校必须按照行政区划层级设立,举办义务教育和失学民众补习教育。在新县制的拟定、设计过程中,教育部并未与闻其事,蒋介石亦未向其征询意见。正式法案公布后,教育部只能无条件执行,遂依照《县各级组织纲要》颁布《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在国统区推行国民教育制度。由于,新县制虽兼顾义务教育普及工作,但以教育为政治服务为宗旨,要求教职员身兼地方行政职务,各省市具体实施时,矛盾丛生,教育部不得不出台措施予以纠正。中心学校、国民学校以乡镇、保区划设立,虽然学校数量急剧增多,表面观之便于学龄儿童就近入学。但实际上,这种设立学校方式冲击了地方原有小学教育体系,在经费供应、管理关系等诸多方面带来了不断的麻烦与问题。中心学校和国民学校的扩张亦压缩了私立小学和私塾的生存空间。众多私立小学被地方政府出于应对上级检查的考虑被改为代用国民学校,逐渐纳入政府的管控之中。此为中国近代以来国家权力在教育领域的加强、扩张趋势的继承与加剧。本就不适应近代中国教育发展大趋势所需的私塾不得不在夹缝中苦苦求生。教育部为满足设校所需合格师资,除继续办理小学教员登记、检定工作外,亦对正规师范教育做出适应性的调整与改革。大学师范教育需为小学教师提供辅导进修的帮助。国立师范学院办理国民教育师资进修班,国立西北师范学院设立函授学校。中等师范教育大力推行简易师范学校、简易师范科,压缩简易师范学制,由四年减为三年,推行一县一简师的政策。临时供应师资的措施则是各省市举办国民教育师资短期训练班,培养代用教员。小学教员数量显著增长,教员们却并未安于职守。其根源在于微薄的工资与低劣的福利待遇,导致教员群体流动性极强。为了稳定教师队伍,彻底断绝教员的大规模流动,教育部及各省市都出台相关措施或办理,尽力提高教员工资、提升福利待遇水平。但碍于抗战和接连而至的内战影响,国统区经济的整体衰败,成效不彰。国民党为了加强组织渗透、控制与意识形态灌输,采用假期训练与组织控制并举的方式统制小学教员。在职小学教员每年假期需参加假期训练,其中优秀者被发展为国民党党员。假期训练的课程设置与教材亦向国民党党员培训方式、办法看齐。国民教育研究会则是“寓统制于研究之中”的小学教员层级研究组织。但是国民党基层党组织控制力不强,国民党、国民政府各部门又缺乏统一协作机制,国民教育研究会的组织控制实践效果不佳。其日常工作愈来愈偏重于教育研究。经费短缺、支绌始终阻碍、困扰着国民教育的发展。1943年蒋介石亲自力推的学田制度改革未取得显著成效。国民教育经费只能以抗战全面爆发前的办法征收,湖南在具体实施中遇到了多种困难。传统中国乡村经济实难承受新式小学全面普及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地方行政制度上,县教育局的废立对教育经费的影响亦极其巨大。但在小学教科书编撰与发行方面,国民政府一举扭转了自清末以来由私立出版机构掌控的局面。国民政府实现了对小学教科书编辑的真正垄断。可国定本教科书并未在国统区获得垄断地位,各种版本的小学教科书仍被各地小学采用。国定本教科书的编辑主旨,由陈立夫主导逐渐偏重实用性,注意将国民党意识形态灌注其中,继承传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课程设置上,注重训育。概而论之,国民教育制度从其推行之初就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与缺陷。蒋介石没有征询教育部部和教育专业人士的意见,以教育为政治服务为目的独自设计新县制。这给国民教育制度在地方的具体实施带来了无尽的困难与麻烦。加之,国民政府基层统治力不强,国民党党组织向下、向地方渗透不够,党力太弱无法为国民教育制度保驾护航。国民政府、国民党各部门、委员会又缺乏通力合作机制,仅由教育部通过计划教育的方式推行国民教育制度,往往孤掌难鸣,不能取得预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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