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问题是中国哲学的主题之一。张载首倡“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之分,朱子又提“存天理,灭人欲”,将人性论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到明代中后期,学者开始对此提出质疑。作为明末清初的重要学者之一,学无师承的颜元对人性问题有较为深刻的研究。他对空谈心性的现象进行揭露,认为宋明理学“正心诚意”的主张正是这种现象的根源所在,强调“正心诚意”的无用性,并说宋明理学或多或少都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影响,不符合孔孟之道。颜元在“理气统一”的基础上,批评宋儒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分割为二的观点,针对朱子构建的以理为本的理气二元论系统,颜元坚持“气质之性”一元论,提出气是生成万物的本原。他还坚持“气质之性”非恶论,反对宋明理学以“天命之性”为善,“气质之性”为恶的论断。他认为就是这种区分,将人性割裂,使人们去追求一个虚无缥缈的天命之性,而轻视人的基本生理欲望和生活需求,于是形成虚伪无能和轻视事功的风气。在强调了“气”的本体论地位之后,颜元提出了人性一元的主张,这就走出了宋明理学人性二分的桎梏,使得人性得以确立正确的出发点。同时,他又提出“气质性善,恶由引蔽习染”的观点,一方面肯定了人性无恶,给予人欲合理地位,成为“践形尽性”、“弃虚蹈实”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指出恶之来源,为“见事于理”、“习行实践”的工夫修养论提供理论可能。同其他明清学者一样,颜元也发觉宋明理学的人性理论对“天命之性”过于张扬,以致“气质之性”受到贬抑,在人性内部制造了深刻的裂痕与矛盾。颜元提出的“践形尽性”“人欲合理”“弃虚蹈实”等主张,重新界定了人的理性道德与感性生活之间的界限,使得人类个体的生命活力、情感欲望得到解放。纵观颜元人性论思想,从理气二元论转向气质一元论、从宋明理学回归孔孟儒学、从人性论指向工夫论,三个转向看似巧妙,却也局限重重。颜元虽明确指出宋明理学人性论思想中的弊端,但仍未跳脱从本体论上寻找立论依据,故而人的社会属性究竟是怎样的?这里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因而也就无法从中得出有关人性问题的答案;只是从个体所具有的抽象属性来解释人性,将社会属性直接弃之不顾,导致其对人性论的理解支离破碎,对如何反映真正的人性毫无帮助。虽说颜元的哲学体系并不完整且不系统,但是却能明确理析其哲学立论的最终目的,也能找出其人性论的最终指向——抛弃了书斋式的思辨和道德空谈,回归了孔孟儒学的践行和朴实风格,将做学问、做工夫的起点和中心重新放在道德理论的实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