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下称“《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在非法取证所获证据的基础上增加了对非法形成证据的排除规则。随之而来的是,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领域出现了新的适用:在签订合同过程中存在违法事由时(如受胁迫签订合同),法院可能会以该合同形成过程违法,因此属于非法证据为由,对相应合同不予采纳(下称“非法形成证据排除规则”)。此种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的新发展,实质上是对受胁迫签订合同场合下撤销制度非合理性的应激性制度畸变。因此最终应废止非法形成证据排除规则,并通过取消撤销权行使形式的限制来完善合同撤销制度。但在《民诉法解释》第一百零六条尚未修改或废止、相关实体法规则尚未修改的情况下,法院仍然保留有将形成过程中具有违法因素的合同认定为非法证据而予以排除的权力。因此当前有必要在司法适用的层面,对非法形成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和判断标准予以严格把握,从而减小该规则对整体法律秩序的影响与冲击。首先是对适用范围的限制。为了避免法院利用非法形成证据排除规则架空除斥期间,需要将该排除规则的适用严格限定在除斥期间需要其进行制度补偿的场合。原则上只有在受合同相对人胁迫而签订合同场合,除斥期间才有通过利益衡量缓和其刚性规则的需要。其次是对判断标准的限制。在沿用传统判断标准时,需要引入新因素即受胁迫人对所签订合同是否予以接受,该因素的判断应参照合同撤销权的消灭事由。原则上只要撤销权经过了除斥期间,即推定受胁迫人对现状予以接受,从而不再适用排除规则,从而实现程序法和实体法的联动和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