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范围内对专利技术保护的加强,专利技术在数量上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专利数量的提高必然影响使用者对于专利技术的使用效率,为了提高行业内先进技术的推广与应用的效率,出现了标准必要专利这一不同于普通专利的应用形式。而新形式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主要源于标准必要专利权人谈判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的标准化组织在实践中采用让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作出FRAND许可的承诺这一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即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承诺以“公平、合理、无歧视”的原则对外作出许可承诺。然而,专利禁令与FRAND承诺却存在天然的冲突;作为专利法赋予专利权人维护自身权益的基本救济手段,禁令的适用同样存在合理性,同时应受到FRAND承诺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摒弃传统的“禁令救济当然论”,而通常选择采用设置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适用条件的方式对禁令的适用进行限制。欧盟与美国在这一领域有着较长的实践经历,故而对于这一问题有较多的经验,我国近些年间也在逐步开始进行尝试。而既然选择对禁令救济进行限制,必然就要面对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对禁令救济的滥用,对于这一滥用行为,仅仅靠专利法本身的规制力度稍显不足,因而应当考虑通过其他外部法律的介入加强对于禁令滥用的规制。我国对于FRAND承诺下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相关制度的探索仍处于不成熟的阶段,需要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加以完善。本文主要通过以下五个方面对FRAND承诺下标准必要专利禁令救济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对于论文相关概念与文章主要研究的问题进行概述,简要介绍公平、合理、无歧视这一承诺的基本内涵,同时论述其与禁令救济之间的冲突关系即论文研究的主要问题所在;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禁令救济本身适用的合理性,在明确其合理性的基础上,讨论了公共利益与当事人利益平衡对于禁令救济的适用所予以的限制;第三部分通过对于欧洲“橙皮书标准”、美国“四要素标准”与我国现阶段法律文件中与实践中应用的相关标准的分析,对禁令救济的适用条件进行研究与评析;第四部分对于禁令救济滥用的规制进行讨论,从“专利法内部特殊规则规制”、“民法规制”与“反垄断法规制”这三个不同的角度展开可行性分析,并从反垄断法的角度简单论述其适用条件;最后一部分通过对我国禁令相关制度现状的梳理和对于制度规范形式与内容上的反思,明确我国制度中应当保留的优势部分,借鉴域外在适用条件和禁令滥用规制的有益经验,对我国现阶段相关制度进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