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全球贸易量获得普遍提升，各国之间经济贸易联系增强，世界贸易增长已经成为拉动全球GDP增长的新引擎。但是，在不断增长的经济贸易背景之下，贸易保护主义需求也在增加。自WTO成立以来诉诸争端解决机制的贸易争端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贸易摩擦不仅表现在总体数量上的增加，而且呈现扩散之势。以反倾销为例，贸易摩擦不仅向发展中国家扩散，而且反倾销的决定因素呈现多样化趋势。　　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与贸易改革的深化，对外贸易量获得长足进步，但是对外贸易中的摩擦也成为影响中国经贸发展的突出问题。我国遭遇的贸易摩擦不仅影响了我国出口和国内就业水平，而且导致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受制约程度逐渐加深，对我国宏观调控和经济运行造成不利影响。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危机的影响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蔓延的直接后果就是国际保护主义的明显抬头，反倾销更是向全球蔓延，并已然成为中国国内经济贸易向纵深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　　本文从时间上纵向回顾了全球反倾销的扩散。以全球内在比较优势转移引致的产业国际转移的历史分析反倾销保护的动态扩散。以关税削减为主导的外在比较优势转移说明比较优势转移与反倾销之间的逻辑历史关系。　　在此基础上利用中美反倾销来说明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变化与遭遇的反倾销问题。中国贸易额的迅速增长，特别是“中国制造”对国外产品与相关产业的冲击激起国外贸易伙伴以反倾销为主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特别是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具有典型性，中国快速增长的工业生产和出口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贸易伙伴宣称公平贸易的理由。因此，美国的产业调整以及中国的产业承接与中美反倾销之间关系问题，对于未来中国面对其他国家的反倾销问题以及中国提起的反倾销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中国数据分别进行了两项实证分析:利用计量模型分析外国对华反倾销的决定因素与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影响。　　通过对外国反倾销的产业与国别分析的基础上，利用1994～2002年14个国家28个产业外国对华反倾销的数据，重点考察了关税削减为主的贸易自由化与外国对华反倾销之间的关系，并利用产业面板数据logit模型分析外国对华反倾销决定因素。结果表明:关税在外国对华提起反倾销中影响显著;发展中国家中关税每下降1个百分点，提起反倾销的机会比率上升21个百分点，对于发达国家关税每下降1个百分点，对华提起反倾销的机会比率上升8.3个百分点。　　在对中国对外反倾销的产业与国别分析的基础上，收集2002～2009年中国对来自6个国家和地区HS三大类产品的反倾销数据，利用贸易引力模型分析关税削减条件下中国对外反倾销的贸易限制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反倾销在关税不显著的情况下对贸易的限制作用显著，其中化工产业反倾销措施显著，塑料产业提起反倾销调查就会起到贸易限制作用，而木制品反倾销不显著，但是关税对贸易限制发挥作用。　　结论说明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提高导致贸易伙伴国更多的反倾销调查。研究说明，基于内在比较优势转移为基础的阶梯产业转移以及以关税削减为主要特征的外在比较优势转移都成为国际贸易中反倾销保护需求上升的重要因素。　　通过对反倾销保护的决定因素与影响问题的研究，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客观看待中国遭遇的反倾销问题;推进国内市场化改革与贸易模式的重新思考;积极利用反倾销保护机制;跨越反倾销壁垒;引入第三方力量;鼓励企业积极应诉并在申诉中不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