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兴起了一场旨在推动公共管理变革的运动。各国公民都要求本国政府规模更小,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服务更好。面对这一两难困境,各国政府尝试运用各种手段对自身进行改革。对于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来说,国外成功的改革经验提供了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新思路。当前,我国理论界对这场公共管理改革运动的研究日渐增多,一些地方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对如何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必将推动我国进一步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自2000年开始,我国进行了以取消农业税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到2006年,全国范围内农业税全部取消,除烟叶税以外的农业特产税也全部取消,以“三农”为源泉的“农业财政时代”宣告终结。农民的负担大大减轻,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但进入农业“无税时代”后,农村原有的某些深层次矛盾开始凸现,并且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乡镇财政收支矛盾进一步加剧,特别是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业大镇,减收比例更大,乡镇机构本身的维持和运转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原本就弱化的乡镇公共服务职能更加弱化,而且,原来以“汲取”农业资源为特点的管理型乡镇机构已经不再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这种情况下,开展以转变政府职能,整合乡镇机构,完善工作机制,分流富余人员,提高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为主要内容的乡镇机构改革成为当务之急。乡镇机构改革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又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新的形势下农村上层建筑一次重大的变革。由于是乡镇机构自身的改革完善,是为自己动手术,这就直接导致了改革推行中会受到很大的阻力。因此,对于乡镇政府机构改革,中央和上级政府必须要加强监控和引导,特别是要运用法律手段,防止机构旧病复发,既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又付出高昂代价。与此同时,还要注意保持社会环境的稳定,避免产生较大的社会震动。切实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结合各乡镇实际情况,妥善安置好分流人员,把职能和结构调整好,破除积弊,要敢于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建立健全创新机制,提高行政效率,走出“简胀”的怪圈,使改革切实达到既有利于国家治理乡村社会,又有利于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和农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