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杂志与19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时代特定的政治文化氛围中,《现代》杂志的现代主义文学探索与实践,并不是一种意义独立的纯然的文学活动,它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以及复杂激烈的时代政治斗争有着盘根错节的联系。 本文将以《现代》杂志的现代主义文学实践与政治的关系为研究视角,通过分析时代政治风潮、政治文化对杂志文学立场与文学选择的影响,杂志编者及主要作家群的政治心理、政治价值观对他们文学创作的内在制约,以及他们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所隐含的政治文化意义和政治情感内涵,来讨论1930年代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与时代政治文化背景的之间互动关系,这不仅是我们把握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我们对《现代》杂志的现代主义文学实践进行准确的历史评价的出发点。 本文分为四章。第一章借助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理论,集中梳理现代化、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关系,以呈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讨论《现代》杂志的现代主义文学实践与政治的关系,以及《现代》杂志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贡献。 第二章讨论《现代》杂志的文学立场与文学论争,探究时代政治对杂志及其主要作家群的政治立场与文学选择的影响,分析杂志所呈现的政治倾向性;通过梳理在杂志上展开的两次文学论争——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分析《现代》杂志文学追求的政治性。 第三章研究《现代》杂志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通过对代表着杂志现代主义文学最高创作成就的作品——以穆时英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以施蛰存为代表的心理分析小说以及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诗派”诗歌——细读式的分析,剖析这些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政治意义。 第四章探讨《现代》杂志的外国文学翻译。通过梳理晚清以来外国文学翻译策略的演进,揭示杂志文学翻译先锋策略所具有的政治性。《现代》杂志的现代主义文学翻译,体现着中国作家的现代性文学追求,他们通过文学翻译为中国文学引入新的尺度,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文学新质的产生,有力推动了中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