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传统审计报告在提高审计透明度、缩小期望差距和信息差距等方面的有效性越来越受到诟病和质疑。同时,随着全球商业活动的日趋复杂、会计判断和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大量使用,财务报表信息也愈加复杂。而传统标准式审计报告的同质化和语言行文的高度样板化,使得传统审计报告很难将审计师在执行审计工作过程中获取的决策有用信息向投资者进行充分传达,客观上使得投资者和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加大。在这个大背景下,中注协在2016年公布的CSA1504号准则中就明确指出了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而A+H股公司应当在2016年的年报中率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这一外生的事件就为我们研究审计报告改革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影响的政策效应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目前鲜见直接检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影响的文献。因此,本文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这一外生事件入手,开拓并丰富了有关关键审计事项经济后果的研究。本文基于2016年A+H股试点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准自然实验,借助双重差分的研究设计,以委托代理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审计信号理论为理论基础,以“风险提示假说”与“增量信息假说”为主线,分析并验证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乐观偏差和跟踪人数的影响。考虑到不同公司特征可能存在的调节效应,本文还按照不同特征维度对样本进行了分组,研究了公司特征的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如下: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乐观偏差显著降低、预测准确度显著提高,分析师跟踪人数显著增加,表明了关键审计事项的确能够起到增量信息传递和异质风险提示的作用。基于公司特征的进一步研究显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影响主要存在于管理层权力较小、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的样本组,表明公司治理状况会显著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分析师盈余预测政策效应的发挥。本文的研究支持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风险提示假说”和“增量信息假说”。本文基于理论及实证分析研究,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即应当完善审计报告信息披露细节规范、扩展证券分析师信息获取渠道、强化审计师职业道德建设、加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和管理层权力监督体制机制建设。本文可能的创新主要有:第一,发现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分析师盈余预测乐观偏差的影响;第二,发现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分析师跟踪人数的显著影响,丰富了相关研究;第三,发现了公司特征对关键审计事项政策效应的发挥起到了调节作用。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相关领域的文献,深化了相关理论,同时本文的结论还具备一定的现实政策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