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有美国“中国学之父”之誉。费正清对中国近现代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不仅从文化的视角阐释中国社会问题，而且运用现代化理论解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研究费正清的中国现代化观，既有助于史学研究领域本身的不断深化，也可以为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本文从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分析费正清中国现代化观生发的基本背景；以时间为脉络，对其现代化观的嬗变进行分期。在内容层面，费正清的中国现代化观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在形成时期，主要表现是“西化论”；在发展时期，可以概括为分析中国现代化观，既注重传统文化，又运用“冲击——回应模式”的冲突；在完善时期，主要体现倾向于“中国中心论”，挖掘中国现代化的内部因素。本文以费正清对中国现代化的实践的认识为其思想表达的媒介，从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等方面分别阐释费正清中国现代化观的内容。费正清强调，中国的政治现代化比经济现代化更急迫；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特殊性。在经济现代化方面，费正清侧重分析传统文化对经济现代化的影响，并以洋务运动为主线，分析中国的器物现代化观。在文化现代化方面，费正清认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文化有很大差距，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现代化进程；传教士和中国留学生是实现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教育现代化方面，费正清强调教会学校、派遣留学生、科举制废除的作用。在模式层面，费正清将中国的现代化主要分为外诱型模式、后发型模式、混合型模式。在实践层面，费正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几次努力进行分析。其中，器物现代化以洋务运动为为例，制度现代化以戊戌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为主线，心性现代化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在历史层面，费正清分别对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的现代化和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化进行解读。最后，本文从功能影响、思想局限性和启示等方面，对费正清的中国现代化观进行总结和评析。由于时代和个人认知上的局限，费正清的史学研究带有浓厚的“西方中心论”和“强权主义”的色彩，但其中彰显的智慧和创造精神，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理论成果，而他提出的诸多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观点，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