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以老庄道家为主干而囊括了后来的黄老道家。就其思想文化特质而言，它大致统摄了“道”的形上学建构、否定的逆向思维方式和无为主义的政治哲学等三个层面的内容。而在近代，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境和西学的冲击、挑战，诸学者对道家思想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开掘其平等、自由、民主观念以及经世意识的价值上，由此便推动着近代道家思想研究的开展。根据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原则，本文将近代道家思想的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前后，其特点是经世致用与道家思想相结合；第二个阶段是从戊戌变法后至民国初期，其特点是西方观念与道家思想相亲和；第三个阶段是从民国初期至“五四”前后，其特点是用多元方法研究道家思想。这也是本文在《导言》中所论述的重要内容。 本文在《导言》之后，共分五章论述。 第一章《近代道家思想开展的背景》，着重论述了近代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是其研究开展的社会背景，儒学的衰落和西学的传入是其研究开展的文化背景，而诸子学的复兴则是近代道家思想研究开展的学术背景。 第二章《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前后：道家思想与经世致用的结合》，着重论述了魏源和曾国藩的道家思想研究。指出：此时随着社会危机的加深和今文经学的兴起，经世致用思潮再度复兴，虽然其经世之学的理论重心仍是儒学，但是随着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深，儒学己捉襟见肘，与儒学相斥相融的道家思想，受到颇多的关注，其经世济民的社会政治价值开始凸显。晚清着力开掘道家社会政治价值的代表人物是魏源和曾国藩。魏源发挥今文经学“经世致用”思想，对《老子》一书进行了新诠解，并将其视为“救世之书”。他对老子的“自然无为”、“无欲为体，无为为用”、“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等命题作了新阐发。同时他还从“更法”、“变古”的立场否弃了老子的“小国寡民”的思想。相对于魏源从学理上开掘《老子》的社会政治价值，曾国藩则是从“事功”的层面拓展了道家的经世意义。曾氏提出了“以老庄为体，以禹墨为用”的主张，即在“内圣”之道上采纳道家的自然、清静之旨，并将其发为“外王”之用的层面，实现其创“中兴”之举的目的。曾国藩援用道家思想以补充和克服儒家的不足，成为其经世致用思想的一大特色。他援引的道家思想包括“虚”与“静”、“悔”与“愧”、“淡”与“缺”等内容。第三章《戊戌变法后至民国初期：道家思想与西方观念的亲和》，着重探析了严复和刘师培的道家思想研究。指出：此时西学以不可阻挡之势涌入了中国，并进而深入到思想领域。诸学者已不满足于仅对西学作原原本本的介绍，而是力图通过对西学著作的研读，重新发现贯穿其中的古今中外的普遍“义理”。此时，道家思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诸学者以西学重释老庄，注重阐发老庄的自由、平等思想，突显其民主性精华，这形成了道家思想层面的重要发展，其代表人物有严复和刘师培。严复著有《老子评点》和《庄子评点》，他以其“以西释中”的独特解读方式，认为道家哲学中含有进化论、民主和自由思想。刘师培则不仅对道家学说作了诸多考证工作，而且将道家思想与西方的民主观念相亲和，反驳了老子的愚民说、挖掘了道家思想中的平等、自由的思想以及将近代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与道家思想相融通。 第四章《民国初期到“五四”前后：多元方法的道家思想研究》，着重探析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吴虞的道家思想研究。指出：此时在中西文化的交流激荡下，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文化重建的问题。这其中既有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重释，又包含了对西方文化的回应、选择和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近代西方文化的某些弊端，使得人们对一味追求西化产生怀疑，一些人便转而试图挖掘传统文化的价值，走调和中西、新旧结合的文化途径。在此过程中，道家充当了不可忽视的角色。这一时期的道家思想的研究既受动于形势发展的需要，又在更广阔的文化领域发挥了作用，同时呈现出多元化方法的研究特征。其一，道家思想研究与批判儒家思想相结合。在新文化运动中，吴虞借用道家学说来阐发新知，他以道家思想中固有的社会批判精神排斥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封建专制主义，并使之与其所张扬的自由主义相结合，从而使其道家研究在新文化运动中独树一帜。其二，以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研究道家思想。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梁启超的《老子哲学》便是此方面的代表，这两部著作中既有近代西方的观念和方法，又有对道家思想的新释与推阐。其三，用道家思想反思现代文明。用道家思想回应西方文化，可以说是这个时期道家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这不仅是章太炎的《齐物论释》对道家学说的解读表现了对西方文化的冷静思考；而且亲眼目睹过“一战”后欧洲萧条的梁启超，也试图通过对道家思想的开掘，将偏重科学主义的西方文化和偏重人文主义的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以重建“第三种文明”。与此同时，更有胡适从服膺实用主义和唯科学主义思想的情怀出发，从另一方面批判了庄子的人生哲学和所谓反科学思想。第五章《近代道家思想研究的不足》，着重对近代学者留下的研究缺憾作了揭示。指出：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诸学者对道家思想的研究相继在政治、思想和文化三个层面上挖掘了道家思想的价值，这既拓展了道家研究的视野，也有助于近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但紧迫的时代任务也使得他们来不及深入、细致地研究道家著作，无法系统地把握道家思想。因此，无论在其使用的方法上，还是在其学理的建构上，近代的道家思想研究都存在着一定缺陷和不足。其一，主观比附性倾向。近代学者以中学“比附”西学，对道家思想进行“类比式”研究，这种方法尽管可以会通中西学术，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缺憾。由于大多数学者一方面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另一方面其价值参照系却基本源于西学，因此在其历史遗传与价值取向之间便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前者要求他们发现、认定中学的地位，而后者则决定着他们遵循中学从属于西学的思维定式，这样便不可避免地出现过于夸大道家思想与西学之同的状况，这不仅扭曲了道家思想的本义，而且也会导致对西学本意的延伸、偏离。其二，缺乏系统的学理研究。近代道家思想的研究表现为思想凸显，而学理淡出。近代道家思想的研究是在怎样“救中国"的时代主题下进行的，其对道家思想的汲取和研究主要不是在新学新理的建构上，而是流于思想工具的运作层面。这种状况往往会导致一方面忽视了道家思想的学理价值，另一方面又会矫枉过正，夸大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其三，实用化、功利化倾向。由于近代中国面临爱国、反帝、救亡图存的现实历史任务，便使近代道家思想的研究者们无暇关注老庄哲学中的天道性命问题，只是从“救中国”的实用、功利层面选择了一些道家思想资料予以推阐，以致把道家固有的淡泊无私、高洁空灵的真精神砍掉了。用实用、功利去处理古老的道家思想资料，既曲解了道家思想，又使得求真求是的学术精神缺失。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三个方面。其一，“导言”中“三、近代对道家智慧的开掘”，集中论述了道家哲学中所内含的平等、自由、民主观念及经世意识，说理较为缜密，定位较为准确，并与第二章至第四章的个案研究相呼应。较好地把握了近代道家思想研究所涉及的要害问题，亦能凸显近代道家思想研究的政治价值、思想价值和文化价值。较之已出版发表的论著多偏重于平面论述，似乎能给人以启发，有某种理论深度。其二，将近代学者对道家思想的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并着重指出鸦片战争至戊戌变法前后的研究具有道家思想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特点，戊戌变法后至民国初期的研究具有道家思想与西方观念相亲和的特点，民国初期到“五四”前后的研究具有以多元方法研究的特点。这种划分坚持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既能整合近代学者对道家思想研究的资源，又比较清晰地揭示出道家思想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开展。其三，在第一章阐述近代道家思想研究开展的背景的基础上，第二、三、四章进行了个案探析。其中对魏源、严复、章太炎、梁启超、吴虞的道家思想研究剖析，显得细致周密，说理深入，较之已有的研究若有新意。例如，认为魏源道家思想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经世致用；严复道家思想研究的主要特点是体现了与西方观念的亲和；章太炎的“俱分进化论”蕴含着对庄子批判社会异化、知识异化的反思；梁启超晚年对老子态度的转变与其晚年文化观的转变相联系；吴虞以道家风骨反对封建专制等，皆比现有研究成果有新的拓展。 由于学识和功力的有限，故本文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一，占有资料有待充实。 本文选取的近代学者，往往兼有政治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其思想前后变化起伏较大，涉猎范围亦颇广，著作更是浩如烟海。由于本人时间与精力的限制，对其思想资料的搜集难免有遗漏之处，这便容易影响到对其道家研究的定位，甚至可能产生不准确的判断。再者近代学者的道家思想研究往往在时间上跨度比较大，由于他们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所以很难准确而严格地划分资料的使用年限。本文只是大致选取其在“五四”运动前的文本资料，这就难免对其道家研究的全貌反映不完整。其二，对道家思想研究与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关系还有待于准确定位。涉猎道家思想研究的近代学者大多数是身兼多门学问的大师，或是有影响的改良家、社会活动家。他们著述繁复，有的几乎儒道释及西方文化皆通，这就很难准确判断其道家思想与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关系。囿于本文立意和学识的浅薄，故在探析的过程中难免有判断不准确的地方。其三，个别人物理论分析尚有待于加深。近代不少治道家学者不仅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而且对西学、佛学亦有很高的造诣。由于本人对西方哲学、佛学的理解与把握不甚深刻，因此在探析的过程中，对于个别人物的理论分析存在着深度不够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