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土地征收制度改革,对农民与政府两大土地征收主体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使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民之间的利益边界、权力和权利边界在制度变迁下发生显著变化。同时,在制度变迁影响下,作为征地冲突发生场域,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由强变弱、基层政府转变为“悬浮型”政权,使得乡村场域呈现出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并存、乡村权威多元化的新特点,并导致在这一特殊场域中进行博弈的各个群体之间行动边界交叠。边界变化背景下的边界冲突诱发了政府与农民、农民内部各群体之间多种形态的征地冲突,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征地冲突形态主要包括围绕征地补偿款、土地增值收益等实体性利益的冲突,以及征地知情权、参与权等程序性利益的冲突;农民群体内部冲突形态主要是村集体与村成员就补偿款分配的冲突,被征地农民、未被征地农民、有成员权但无承包地农民间的冲突。边界冲突诱发的征地冲突一方面造成各种形态博弈的多发,另一方面透视出征地冲突的治理困境:利益边界模糊导致征地冲突化解基础薄弱、权力和权利边界冲突导致征地冲突易升级、行动边界交叠导致征地冲突暴力化。因此,要通过构建市场型征地制度、改革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方式,廓清各主体利益边界;加强征地立法建设、重塑农民和政府角色,使权力和权利边界清晰化;重构农民话语权、重塑征地程序、约束征地参与主体行为,实现征地博弈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