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是近期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要扩大内需，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市场潜力最大的是农村，占我国人口70％的农民的消费行为，在拉动社会有效需求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深入分析目前农民消费特点、消费不足的深层次原因并探讨可能采取的对策，无疑对扩大内需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论文首先利用1978——2001年的时序资料分析了辽宁省农民消费的总量状况和结构特征，包括农民消费的基本走势及农民消费结构的变迁。得出：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省农民总体消费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农民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其次选择2001年截面资料对辽宁省农民消费结构进行了计量分析，在这部分分析中，选用的模型是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简称ELES模型)，但采用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模型进行分析和预测消费倾向中，暗含着如下假定：“对某类消费品的边际预算份额或边际消费倾向，所有消费者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国外的许多研究已经表明：“低收入阶层与高收入阶层可能对价格变动和收入变化的反应不一致(john L.Park，1998)。”故本论文采用对扩展的线性支出系统进行再扩展，即将上述假定改为：“对某类消费品的边际预算份额或边际消费倾向，对于同一收入等级的所有消费者均相同，但对于不同收入等级的消费者则有可能不同。”并通过定义和在模型中引入收入等级虚变量，借以代表与基准的收入等级相比，消费者(农民)仅仅由于其所处的收入等级变化所导致的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量。本论文采用对扩展的ELES模型的再扩展，利用辽宁省统计局农调总队的2001年农村住户调查分户资料(共1890户)，计算了(1)不同收入等级农民对各主要类型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实际支出结构、实际消费倾向、边际预算份额；(2)不同收入等级农民对各主要类型消费品的基本需求量、基本需求结构、基本需求占实际生活消费支出比重；(3)不同收入等级农民对各主要类 摘要型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消费支出弹性、需求自价格弹性、需求的交叉价格弹性。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农民对于不同类型消费品的基本需求支出量是不同的，辽宁省农民生活消费更多地带有生存性消费的性质，而带有享受性、发展性消费的性质较差。二是不同收入等级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某些种类的消费上是相同，在另一些种类的消费上则是不同的，且变化的方向不完全相同，验证了上述假设条件。三是在不同收入等级的农民中，不同类型消费在新增购买力投向和消费增量中的相对重要性存在一定的差别。四是说明随着收入的提高，更多的收入将被用于生产性消费、储蓄等其他方面。五是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对于各类消费品的消费需求都会不断增加。因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扩大农村市场、提高农村购买力的基础与关键。但是，农民收入的提高，对于农民各类消费品的影响是不同的。因此农民收入的提高，将导致农村消费结构的不断调整。六是农民对于各类消费品的需求量的变动，主要受其自身价格变动的影响，受其他消费品价格变动的影响相对较弱。七是食品价格变动对于农村其他各类消费需求量变动的影响较为显著;但是，其他商品的价格变动对于农村食品消费需求量变动的影响却相对微弱;最后利用上述模型对未来三年辽宁省农民消费需求、消费结构进行了预测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在未来三年内，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农民的新增购买力投向中，食品、文教娱乐将是前两位的重点投向;居住、衣着、交通通讯消费占有重要地位;农民的医疗保健、食品、居住消费仍将主要呈现生存性消费的特征;从农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基本趋势看，与文教娱乐、衣着、交通通讯三项消费相关的产业发展空间较大。 对辽宁省农民消费需求进行计量经济分析后，本论文又讨论了辽宁省农民消费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其制约因素。存在问题主要有: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偏低，农村消费环境依然较差，不同地区农民的消费水平差异较大，农民消费时点不尽合理，消费方法不尽科学，农民消费的市场化程度不高等。而其制约因素主要包括:一是收入是制约农民消费的关键因素;二是农民各项支出预期增强是影响农民即期消费的又一重要因素:三是农村生活基础设施 沈阳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薄弱，消费环境较差;四是商品供给结构不合理，销售服务不完善;五是农民收入差距扩大是影响农民的重要因素。以上这些讨论说明了不少问题，但还不足以说明农民消费存在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及与此有关的农村市场开拓问题的某些制度性因素，于是本论文又从以下三方面(l)消费总量增长问题与农村制度;(2)消费结构特征与农村制度;(3)消费和储蓄比例偏低与农村制度，讨论了农民消费的制度性问题。得出:农村消费市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综合性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最根本的还是农村制度问题。因此对农村制度进行改革是解决农村消费市场发展问题的最根本措施。为了使农村出现健康发展的消费市场，今后制度调整的具体目标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