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艾森豪威尔政府冷战宣传战的本项研究是在“冷战史新研究”的背景下进行的。其研究之新，是指对美国政府新近解密档案等新的文献资料的倚重，以及对西方学界冷战研究的文化转向带来的新方法的运用；而就历史叙事本身而言，与其说是创新，不如说是力图复原其本来所是。借助新资料和新方法，本文致力于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冷战宣传战略揭示了冷战自身至少同时是一场文化与意识形态的较量，而不仅只是军事与经济等物质实力的较量，这是冷战的固有面貌；以言语和观念为武器，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人心与民意，这是美苏争霸的一项重要内容。　　进一步地，正是这种宣传战的持续开展使得冷战在意识形态宣传维度成为一场全面战争——经济发展、外交、文化、技术、宗教信仰、观念、以及美国大众的日常习惯与生活方式等等，均被视作冷战宣传的内容与载体；普通美国人、在某些方面卓越的美国公民、民间组织、女性团体、劳工组织、乃至美国政府的每种制度构成等等，都被首先设定为冷战宣传的对象，也被进而动员为推行冷战宣传的主体。从而，美国式的冷战宣传在三个方面呈现出“全面战争”的特质：其一是宣传主体的“全民性”，美国公众既是这一时期美国政府冷战宣传的重要对象之一，也最终被征募为向国外发动说服之战的积极参与者；其二是宣传形式与宣传内容的“全面性”，可以有理据地认为，心理宣传的因素渗透进了冷战中的政治行为与非政治行为的方方面面，而这一时期非共产主义世界的各个维度的成就均可能被刻画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优越性的明证；其三是宣传对象的“全球性”，美国式冷战宣传的受众包括铁幕背后的苏东阵营、国际社会上的中立国、与美国正式结盟的友邦、甚至包括美国自己的国民。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全面的心理宣传战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发动，端赖美国的冷战宣传由内而外成功地将宣传对象（受众）动员为宣传主体（宣传者），形成了意识形态宣传的差序推进格局——动员国民参与对国外世界的宣传，动员同盟国参与对中立国和敌对国的宣传，等等。本论文致力于从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研究艾森豪威尔政府冷战宣传战的过程与特征，并基于此分析美国式冷战宣传得以有效推行的深层原因，以及其正当性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