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传播理论的“伯明翰”范式是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于包括电影传播在内的各种艺术传播实践,进行全面观照与深入探索的理论体系。“伯明翰”范式认为各种艺术传播活动,都可以被看作是在特定语境中通过作为媒体的艺术,并以文化循环这一传播模式,而持续进行意义生产与流通的文化实践。而电影传播的文化循环理论,作为“伯明翰”范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鲜明地体现出“伯明翰”范式的理论特质和基本内涵。因此,本文力图通过综合阐述和具体分析电影传播的文化循环理论,来达到对于“伯明翰”范式的初步认识和理解,并以此为进一步深入而全面地研究“伯明翰”范式奠定基础。通过系统地理论梳理和归纳可以发现,从总体层面上而言在“伯明翰”范式中,电影传播的文化循环是由电影艺术的媒体生产、媒体表征、媒体管理、媒体消费和媒体认同五大一级文化过程,接合而成的意义建构、协商和交流机制。而且在电影传播的文化循环中,还持续进行着建构影像意义的三重接合,即五大一级文化过程之间的第一重接合、次级文化过程之间的第二重接合、不同文化循环之间的第三重接合(由此而生成更为复杂的文化螺旋)。正是在这一复杂的三重接合中,电影艺术的影像意义才能够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语境中得以确立、呈现、持续流转;并且能够不断地随着语境的变换,而转化着影像意义的深层内涵。在对于电影传播的文化循环理论进行总体论述的基础上,通过从更为具体的层面进行理论分析和探讨,可以进一步深入认识和理解到,“伯明翰”范式对于电影文化循环的五大一级文化过程及其次级文化过程的理论阐释:一、“伯明翰”范式认为文化循环中电影传播的媒体生产,是在媒体个人编码者的意指实践、媒体技术的文化构形和特定的媒体产业制度的相互接合中,以有目的、有组织的方式创造媒体产品的过程。虽然电影媒体生产在影像意义的建构和流通中,并非发挥着绝对的决定性作用,;但是在避免生产决定论和经济决定论的同时,显然不能忽视电影媒体生产,对于电影媒体文本形态及其意义接受的巨大影响力。二、“伯明翰”范式的学者们还指出文化循环中电影传播的媒体表征,主要是通过综合运用电影媒体文本中的形象、叙事和类型等符号调配系统,来建构影像意义的意指实践。而且他们还认为电影媒体表征的作用,虽然要以媒体文本为基础才能得以发挥;但是却应当把它置入到与媒体生产、媒体消费等文化过程的接合性关系之中来进行阐述,并以此避免文本中心主义。三、“伯明翰”范式认为文化循环中电影传播的媒体管理实践是在电影媒体产业内外,通过各种机构、组织或者政府部门,所设立的规定、策略、文化政策和法律等,来调控电影媒体在整个社会中如何传播的过程。电影传播的媒体管理过程主要包括对于电影媒体的内容管理、流通管理和使用管理。这三者事实上相互联系和影响,并且可以在有关电影传播的各种意义规范、发行和营销策略以及版权制度的运行中得到具体体现。四、在“伯明翰”范式的学者们看来,文化循环中电影传播的媒体消费是电影消费者和受众,在特定文化需求的驱动下、在特定的文化空间中、凭借他们所具有的文化素养,以各种特定的方式积极使用电影媒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电影消费者和受众,将电影媒体嵌入到了自身的日常生活,并通过与电影媒体文本的相互作用、相互接合来积极建构各种影像意义。五、“伯明翰”范式的学者们还认为,文化循环中电影传播的媒体认同可以被看作是通过电影媒体来对于各种主体,进行身份定位的文化实践。在这些电影媒体认同过程中,各种影像意义的接合性表述,不仅建构着各种个体身份、社群身份和民族身份等具体的身份形态;而且电影媒体的生产者(创作者、编码者)和消费者(受众、解码者),也立足于特定的身份形态而参与到了电影传播实践中,并反过来影响着影像意义的生成与解读。在以上对于电影传播的文化循环理论,所进行的综合性论述和具体性分析的前提下,可以初步总结出“伯明翰”范式的基本理论立场:它认为艺术传播研究的核心,就在于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从多个角度来深入探索各种艺术媒体的意义,是如何能够通过文化循环的三重接合不断生成,并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得以持续流转和重构的。因此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它所提出的文化循环理论上,“伯明翰”范式都具有很大的启发性和借鉴意义,有助于扩充国内艺术传播研究的理论资源,并能够有效促进国内艺术传播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因而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