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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央政府制定实施了四万亿的刺激计划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这一刺激计划导致我国整体债务规模快速扩张,市场上风险增加,人力、土地等资本价格上升,企业对杠杆率的敏感性也日益增加。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高度重视,多次强调“结构性去杠杆”,希望能够减少杠杆率过高给企业带来的不利影响。另外,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政府官员对地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可以通过实行不同决策来完善资源配置和保障市场运行,但政府官员交流变动较频繁,对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微观企业的发展会产生巨大影响,也使政策实施变得不连续和不稳定。基于以上背景,很多学者利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进行分析,或研究官员变更与企业投资、绩效管理等行为的关系,鲜有文献将官员与企业杠杆率相联系。
本文利用我国200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资料,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来研究探讨官员变更、任期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另外,本文引入了官员个人因素和企业特征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对官员变更与企业杠杆率二者间关系的影响。最后结合现阶段的经济转型状况,分析在经济转型程度不同的地市,官员变更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显著性的差异。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在官员变更年份显著降低,并且会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呈现出“倒U形”的特征;其次,官员年龄、学历、来源等个人因素及企业所有制、经营状况、贷款成本等特征因素对官员变更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有显著影响;最后,在经济转型水平较高的地区,官员变更对企业杠杆率的负向影响更低。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应保持政策执行的稳定性;完善官员的选拔晋升和监督机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决策;进一步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对官员变更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补充,区分官员个人因素和企业特征因素的分析使结果更具有针对性,有利于比较全面地理解企业杠杆率变化的逻辑;另一方面,引入各地级市的经济转型变量进行分析,使研究结果更具有现实意义,在稳健性检验中将党的十八大召开年份作为时间节点对样本区间进行分组分析,也对约束和监督官员行使权力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
本文利用我国2005-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和地方政府官员的资料,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来研究探讨官员变更、任期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另外,本文引入了官员个人因素和企业特征因素,分析这些因素对官员变更与企业杠杆率二者间关系的影响。最后结合现阶段的经济转型状况,分析在经济转型程度不同的地市,官员变更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显著性的差异。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首先,企业的杠杆率水平在官员变更年份显著降低,并且会随着官员任期的增加呈现出“倒U形”的特征;其次,官员年龄、学历、来源等个人因素及企业所有制、经营状况、贷款成本等特征因素对官员变更与企业杠杆率之间的关系有显著影响;最后,在经济转型水平较高的地区,官员变更对企业杠杆率的负向影响更低。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还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应保持政策执行的稳定性;完善官员的选拔晋升和监督机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决策;进一步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本文的研究一方面对官员变更带来的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之间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补充,区分官员个人因素和企业特征因素的分析使结果更具有针对性,有利于比较全面地理解企业杠杆率变化的逻辑;另一方面,引入各地级市的经济转型变量进行分析,使研究结果更具有现实意义,在稳健性检验中将党的十八大召开年份作为时间节点对样本区间进行分组分析,也对约束和监督官员行使权力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