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五年,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对贪污、受贿等腐败案件的立案、侦办、起诉及各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大数据显示,受贿犯罪比线索更容易取得的贪污罪高出近五成,受贿犯罪是我国当前腐败犯罪中最主要的形式。我国刑法对受贿犯罪利益的识别标准、范围、剥夺程序保障等尚缺明确规范和指引,已经判决的案件,其犯罪利益的追缴数额以数年前犯罪时能够查明的金额为准,多年来的经济繁荣导致的巨额财产增值得不到追缴;与此同时,大量犯罪嫌疑人逃往域外,无法通过刑事审判对其定罪、处罚,而导致其犯罪利益得不到及时、充分、有效的剥夺,这正是犯罪人铤而走险、“前腐后继”的重要诱因。即便是即已判决的案件,也存在数额认定过低、缓刑适用过高、刑罚处罚力度不够的现象。这从客观上降低了犯罪成本,变相提高了受贿犯罪的收益,不利于刑法正义的实现也阻碍了一般预防。“犯罪利益”的内涵应当包括证据可查的案发时受贿金额及其投资、增值后的收益;对当事人及其财产在国内的案件,应当明确追缴金额不等于案发当时违法所得的大前提,充分、有效地收缴犯罪利益;对当事人或其财产在国外的案件要结合新设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为域外执行提供合法依据,对不同法系国家,应当结合该国制度,佐以民事审判、域外起诉、刑事追缴等多维度的措施实现对流失海外资产的有效剥夺。要实现对受贿犯罪利益的剥夺,要从刑法理论、刑事立法、司法实践、体制机制等多维度出发,全面遏制腐败犯罪利益的滋生和增值。应当通过对犯罪利益的全面剥夺实现刑法的正义价值及一般预防的效果,才能根本上治理贿赂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