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国际新闻界对我国外交记者招待会需求增多、兴趣增强。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有必要加强对外交记者招待会的研究,特别是对作为我国外交最高规格的外长记者招待会的研究,这样我国可以更好地了解各个国家、地区以及社会团体的关注点,从而进行双向有效的信息沟通,及时准确地传播中国的立场和态度,积极有效地引导国际舆论。本文首先对外长记者招待会和情态取向的相关研究进行回溯,引入美国学者Steven E.Clayman、John Heritage等人对情态取向研究所设定的量化表。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总结出提问频次、权力距离、新闻自由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四个影响中外记者情态取向的因素,并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设。经过研究发现,第一,中外媒体记者在外长记者招待会上被重视的程度不同。中国媒体在外长记者招待会上占据主场地位。历年来香港媒体备受青睐,其中凤凰卫视备受关注;台湾媒体19年来获得5次提问机会。西方强势媒体多受关注,我国政府充分认识了当前国际传播格局,对于那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西方强势媒体给予重视。第二,文本统计结果呈现了媒体各自关注的媒介议程框架。中外媒体记者的提问领域以“政治”“国际关系”议题为核心。大陆媒体更多地关注了中国外交的特点、趋势和关键词等问题。香港媒体更加关注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对香港自身发展的支持和影响。台湾媒体则更关注两岸议题,多次提到中美关系对两岸关系的影响。国外媒体更多的是强调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中国与自身国家或地区的关系走向,但同时又在人权问题、领土纠纷、环境问题等方面向中国发难。第三,各媒体记者提问内容的情态取向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决定型利益相关者媒体的主动性、直接性、武断性、对抗性和问责性五个量化指标的均值皆高于其他媒体;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媒体的均值略低于决定型利益相关者媒体,但均比其他媒体高;港台媒体的主动性、直接性和武断性的均值比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媒体略高,但是其对抗性均值比潜在型利益相关者大约低0.28;大陆媒体提问内容的情态取向的五个量化指标均是最低。第四,提问频次、权力距离、新闻自由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四个因素对情态取向存在一定正反方向的影响力。提问频次仅对中外记者提问内容的对抗性和问责性有显著正向影响;权利距离对中外记者提问内容的直接性、武断性、对抗性和问责性具有反向显著预测力;新闻自由程度对中外记者提问内容的主动性、直接性、对抗性和问责性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力;经济发展水平对中外记者提问内容的主动性、对抗性、武断性和问责性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