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国的乡村叙事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主要以贾平凹的《秦腔》、《高兴》和孙惠芬的《上塘书》、《吉宽的马车》这四部长篇小说为基点,从文学文本、创作主体、价值维度以及审美、修辞特征等多角度探究贾平凹、孙惠芬这两位作家在新世纪的乡村叙事(主要以长篇小说为例),比较分析、研究新世纪乡村叙事面向乡村与面向城市两种书写,以期从整体上来把握乡村现状,借此一窥现代性视域下中国乡村叙事在新世纪十几年来的发展、趋向,探究新世纪乡村叙事的特征及策略,并浅析新世纪以来致力于乡村叙事的作家在精神方面所面临的困惑、矛盾。新世纪以来,表现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碰撞冲突已成为乡村叙事者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这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学中最富于文化精神、最具冲突性的表现内容。本论文在绪论部分首先对论文中所涉及的现代性、乡村叙事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简单厘定,同时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现状及其研究意义。论文正文部分共分四章节,第一章、第二章分别以《上塘书》、《秦腔》,《高兴》、《吉宽的马车》为例,前者面向乡村,就新世纪巨变时代里的乡村建构问题进行探究,论证新世纪乡村无根可寻及其乡村叙事的终结、开启意义,后者面向城市,主要思考城市化背景下当代农民精神突围下的向城求生现象,论述与城市相交时乡村的尴尬境遇及其乡村叙事的矛盾书写；接下来的第三章是本文论述的重点,这一章立足于现代性悖论的讨论,从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男性与女性三方面探究乡村叙事的现代性悖论以及新世纪乡村叙事对这些悖论的突破；第四章里笔者从日常生活化叙事与心灵化书写、文本结构与叙事视角、叙事语言与表现手法几个方面对贾平凹、孙惠芬新世纪乡村叙事的叙事特征及策略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与把握；论文最后的结语部分对全文做简单总结,概述新世纪以来乡村叙事的利与弊,同时对乡村叙事的发展前景予以鼓励及热望。